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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生产行为管理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生产行为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研究者对于反生产行为的关注来源于组织行为学领域的核心主题之一――工作绩效。传统的绩效观念将员工绩效简单地定义为任务绩效(task performance)，集中讨论员工个人的工作产出，如工作任务、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等。绩效通常以财务指标作为衡量。 　　这显然有失偏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美国组织行为学家坎贝尔(Campbell)1990年提出，一个组织成员的绩效不应只由任务的达成状况来衡量，还应包括与工作有关的行为因素，即行为绩效(behavior performance)。简单来说，行为绩效是指通过行为表现来反映的一种相对隐性、间接的绩效。 　　逐渐地，达成最终结果的过程行为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研究者将员工行为划分为角色内行为和自发行为或角色外行为。角色内行为是组织成员完成规定任务的工作行为，而角色外行为是组织成员超出工作任务要求所表现的自愿行为。根据功能不同，工作场所中员工的角色外行为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公益行为，是出于对公司的热爱、对组织的责任以及内在自我修养的要求自发地利他或助人的行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奥根(Organ)教授1983年将其定义为：未被正常的报酬体系所明确和直接规定的、员工的一种自觉的个体行为，这种行为有助于提高组织功能的有效性；另一类是反生产行为，即员工自发的具有潜在破坏性的行为，会使组织生产力下降，组织氛围变得恶劣，间接地影响组织绩效。 　　萨基特(Sackett)2002年的研究认为，任务绩效、组织公民行为以及反生产行为共同建构起了一个完整、多维的工作绩效结构。这就意味着组织绩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研究者们对前两个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研究。但为了保障更好的绩效，组织成员角色外的消极行为也是不能忽略的，因为它有时会产生很大甚至致命的影响。本文将首先归纳反生产行为的类型，进一步分析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针对反生产行为的管理对策。 　　 　　反生产行为的类型 　　 　　在反生产行为的分类方面，霍林格(Hollinger)和克拉克(Clark)1983年的研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他们将反生产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财产越轨行为，即滥用雇主财产的行为，如盗窃、破坏财务等：另一类是生产越轨行为，即违反生产工作规范的行为，如缺勤、擅自延长休息时间等。 　　罗宾逊(Robinson)和贝内特(Bennett)1995年对反生产行为的二维结构进一步探索。他们将反生产行为划分为四类，即财产型越轨行为、生产型越轨行为、人际型越轨行为和政治型越轨行为。罗宾逊和贝内特的研究弥补了霍林格和克拉克分类体系中忽视反生产行为结构中人际维度的缺陷。其中，人际型越轨行为是指较严重的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如性骚扰等；而政治型越轨行为则指轻微的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如散布谣言等。 　　近年来，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斯佩克特(Spector)等人在2006年的研究，他们依据不同的表现形式将反生产行为划分为五类：(1)伤害他人；(2)生产越轨；(3)破坏；(4)偷窃：(5)消极怠工。难能可贵的是，斯佩克特的研究是开放性的，在他的个人研究主页，相关的调查还在随时进行。 　　国内研究者也在近几年开始了对反生产行为的研究。根据我国企业中工作场所的偏离行为，陈维政等认为反生产行为有五种表现形式：(1)盗窃和不当使用企业的资源；(2)蓄意破坏；(3)消极怠工；(4)工作场所暴力；(5)对组织有害的组织政治行为。 　　以上几种对反生产行为的分类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尽管研究者们对反生产行为的类型有不完全一致的认识，但这些归纳都反映出反生产行为的四个特点：首先，反生产行为的行为主体是组织成员；其次，反生产行为的作用对象既可以是组织本身，也可以是组织成员，可以是有形财产，亦可是成员名誉、企业品牌等无形资产；第三，从行为性质看，反生产行为必须是组织成员有意采取的，偶发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被排除在外，并且不以是否违反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规范作为评价认定反生产行为的标准；第四，从行为结果看，客观上反生产行为给组织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行为结果是判断反生产行为的重要依据之一。 　　 　　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 　　 　　通过上面的分类，不难看出反生产行为会对组织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偷窃，不仅会造成组织财产损失，甚至还会影响组织的正常运转秩序。为了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反生产行为的发生，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影响反生产行为的关键因素。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反生产行为受到以下三类因素的影响： 　　 　　1.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解释了相同情境下不同个体行为差异的原因。个体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例如男性比女性更有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