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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老例子说永恒价值 　　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学务纲要》，至此，语文开始独立设科。 　　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从1912年起，就从事语文方面的教学、编辑及出版工作。综观叶老在长达60余年的时间里，对语文教学有许多真知灼见，其中“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以下简称“例子说”）就是一个著名的论断。 　　走入新课程以后，诸多专家学者在总结建国以来我国语文教学成败时认为，几十年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一直在“少慢差费”中徘徊，其主要原因是在叶老“例子说”的影响下，试图走出一条所谓“科学化”、“理科化”、“高效率”的语文教学捷径，但最终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歧途。更有一些语文界的权威人士在回顾百年来的语文教学时曾尖锐指出，叶老在“例子说”的指导下所编的《国文百八课》试图给予国文以科学性，在有意识地向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靠拢，将语文知识系统化、科学化，这种“科学性”的追求，违背了语言学习的规律，偏离了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学生学习语言这一根本。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对以后的语文教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消极影响。 　　上述一些说法，我认为有失偏颇。也就是说，将建国以后我国语文教学出现的种种弊端都归咎在叶老身上是不公平的。 　　诚然，叶老与夏?D尊先生于1935年编的《国文百八课》，的确是试图建立语文教材的科学体系。他们在“编辑大意”中说：“在学校教育上，国文科一向和其他学科对列，不被认为一种科学。因此国文课至今还缺乏客观具体的科学性。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予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其具体做法是：“本书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打成一片。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按程度配置；次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辞，就文选中取例，一方面仍求保持其固有的系统；最后附列习问，根据文选，对于本课文的文话、文法或修辞提举复习考验的事项。”（引自《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171页《〈国文百八课〉编辑大意》） 　　从这一“编辑大意”上来看，在叶老“例子说”的指导下，所编辑的《国文百八课》是在有意识地向数学、物理、化学靠拢，以“文话”为纲组成的单元，与数理化的章节很相似。 　　对于叶老上述追求语文科学化的做法，我认为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必须对其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舍此，便不能廓清是非，给叶老观点以正确的评价。 　　首先，叶老当时编辑《国文百八课》，是处于20世纪30年代，众所周知，语文独立设科，虽已改变了以私塾教学为主要形式的传统教学中的完全靠直觉模糊混沌的教学，使新学堂的语文教学除对语法教学有所加强外，仍未见大的改观，学生仍然靠自己在暗中摸索，只有少数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可以说此时的国文教学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叶老所进行的语文科学性的思考与实践，也是难能可贵的。换句话说，叶老当时的做法对语文教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叶老对语文教学科学性的探索，从现在的认识来评判，当然背离了语文教学是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这一根本任务。对以后的语文教学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否就那样广泛和深远呢？ 　　我认为，任何一种理论的成熟，都有它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叶老的理论也不例外。正如顾黄初先生在《试论叶圣陶的语文教育观》一文中所说：“叶氏语文教育观的基本精神是一贯的，但其中某些理论观点却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充实，不断完善起来的。特别是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等当代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之后，他都把自己原有的一些观点作了必要的补充和发展，使理论更为周妥、提法更为准确。”（见《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第287页）那么，叶老的“例子说”是怎样发展和逐渐完善起来的呢？ 　　叶老的“例子说”逐渐发展为课文只是学习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凭借，借此启发诱导学生去举一反三，以形成语文能力。对此，我们在叶老的诸多论述中便能看出这一点： 　　1940年叶老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文中说： 　　“如果国文教学纯粹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不含有其他意义，那么，任何书籍与文篇，不问它是有益或者有损于青年的，都可以拿来作阅读的材料与写作的示例。他写得好，摄取它的长处，写得不好，发见它的短处，对于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的增进都是有帮助的。”（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56页） 　　 1961年叶老在《怎样教语文课》一文中有如下两段话： 　　“语文课和其他课程有所不同，比如数学，不能没有加减乘除，比如历史，不能短少汉朝唐朝，而语文课则不然。中学六年，假定要教三百篇文章，是否非教课本上所选的三百篇不可呢？不一定。不教课本上这三百篇，而另选三百篇也可以，只要文章是好的，同样可以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和语文水平。这是说语文课的教材不像数学、历史等课的教材那样固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