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作用.docVIP

博古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作用 　　博古是西安事变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事变中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目前学术界对博古在西安事变中所起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 　　博古是中共代表团的先行者 　　西安事变一发生，中共中央就于12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中共代表团，飞赴西安。”但此后，博古的行踪变得扑朔迷离，学术界甚至对博古究竟有没有与周恩来同赴西安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同行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中共中央于事变当天收到张学良的文寅电后，即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亲临事变发生地了解各方情况，与张、杨共商大计。周恩来一行从延安乘飞机于17日下午到达西安。”从这一表述的逻辑看，博古显然与周恩来同行。 　　晚到说。持“晚到”说的观点各不相同。《周恩来传》：“在这段最初的日子里，博古和叶剑英还没有能赶到西安（他们是在二十二日到的――编者注）。”《周恩来年谱》：12月23日“博古、叶剑英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文献和研究》刊载的电报档案显示：24日晚19时30分，周恩来与博古致电中央书记处：“博、剑已到。”因此有论者在《党的文献》上撰文认为：“博古、叶剑英是在24日下午才到西安。”由此可见，“晚到”说认为博古到西安的时间起码有22、23与24日三种观点。 　　模糊说。由于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过于自相矛盾，在难以确认的情况下，不少重要著述不得不采取含糊其辞的态度。 　　《周恩来年谱》：周恩来12月15日“偕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吴德峰等共十八人启程赴西安，当晚宿安塞。次日晚到肤施城外。”同行人员中并没有博古。周恩来到西安的当晚与张学良会谈后，在致“毛泽东并中央”的第一份电报中也说：“我率罗、杜等九人今乘机抵西安，即与张面谈，并住张公馆。”周恩来的电报没有提到博古，也没有说博古究竟是早到还是晚到，只证明了博古确实没有与周恩来同行。 　　《叶剑英年谱》：“12月23日，和秦邦宪等一起到达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一个“等”字绕过了难题。 　　《张学良传》认为：“17日下午，周恩来率红军代表团飞抵西安。”也以“代表团”的名称模糊处理。 　　《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随后告诉张学良，周恩来一行20人拟于16日赶到延安城外，请派飞机去延安接运，并告延安杨虎城部下负责保护。”该著作以档案资料与分析叙述都非常详细见长，但对周恩来赴西安的复杂过程却用一电报径直跳过。 　　含糊其辞最为典型的是《博古传》，它一面说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飞赴西安”，一面又说：“周恩来走后，博古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在这关系着中国走向何处的紧急关头，不掌握第一手材料，很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博古急切地等待着，希望周恩来能够尽快地把情况送回来，自己才能将中央考虑的意图带到西安去。在当时电讯困难的情况下，也只有这种办法最为稳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像博古一样焦急的等待着。”这就是说，博古当时只是在保安干等。 　　对比上述三种不同的观点，可以肯定博古当时并没有与周恩来同时到达西安，由于“晚到”说有当年的多份电报为证，似乎最为权威，尽管具体日期各不相同。如此一来，对博古在西安事变中所起作用的评价就只能始于12月23日，而此时西安事变的关键时刻却已过去。 　　但这样的结论其实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有史料表明，在事变发生前，博古就已经在西安领导秘密战线。与博古关系密切的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回忆西安事变发生次日的情况时说：“据我听到的可靠消息，由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拍来了电报，局势确实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博古从西安被召回，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这个“紧急会议”就是中共中央13日的政治局会议。 　　另据时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李直峰回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说过：‘首先感到吃惊的是我到西安时，看见共产党几位领导人住在张学良的官邸里。’这时西安内部也谣传：王炳南和王安娜在西安密做杨虎城的工作。邓发在西安给中共做军事情报。罗荣桓在西安中山门城楼上，给张学良训练游击队。秦邦宪住在西安东大街一家牙科诊所楼上，给中共做情报。机要秘书主任王菊人亲口对我说过，有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住在新城西门外绥署军法处，经他负责给杨主任秘密做联络。”所谓“牙科诊所”就是七贤庄一号。如果事变前博古就坐镇地下指挥部，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代表团的组成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周恩来是总指挥，叶剑英是驻东北军党代表，博古是西安地下党负责人，形成三位一体。事变中对西安电台报刊等舆论宣传的出色掌控与及时配合显然是博古的功劳。 　　住在“军法处”的是汪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说：“杨虎城看到毛泽东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