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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视角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构建 　　摘要：作为反思和改进传统扶贫开发机制的理论关照，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可以为创新扶贫工作机制提供启发性思路。本文以协同治理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突出影响因素，着重从过程协同、制度协同、主体协同、技术协同等方面助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模式的重新调整与改革深化。 　　关键词：协同治理；精准扶贫；驻村帮扶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7）01-0102-07 　　一、当前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建构溯源 　　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精准扶贫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精心筹划。201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以实现扶真贫、真扶贫的现实目标。根据《意见》提出的要求，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主要包括三个子机制：（1）建立健全精准识别、信息联网和动态管理机制；（2）建立健全专项措施与识别结果的衔接机制；（3）建立健全帮扶工作落实机制。 　　2014年4月2日，国务院扶贫办下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指出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关涉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1）建档立卡与信息化建设；（2）建立干部驻村帮扶工作制度；（3）培育扶贫开发品牌项目；（4）提高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和有效性；（5）提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精准性、有效性；（6）建立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据此可见，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内容复杂，工作总量大，工作要求高。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和精准扶贫，精准扶贫由此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强调，健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要抓好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这两个关键环节。 　　经过精准识别，广西有45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其中230万贫困人口居住在高寒山区、山区、石漠旱区等地区，贫困程度深、自我发展能力弱，扶贫攻坚难度大。广西近年着力推进扶贫机制创新，全面推进落实责任、权力、资金、任务“四到县”，把扶贫开发成效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并提高其分值权重，取消部分贫困县的GDP考核，加快建立更加突出扶贫导向的扶贫考核机制。但仍存在一些发展困境：贫困者的主体性和扶贫者的协同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扶贫制度的效能也未能得到充分展现，扶贫过程存在精准性不够、公开性不够、参与性不足等问题，扶贫资源和扶贫技术的整合效应未能得到凸显。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叠加效应，重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成为当前广西脱贫攻坚需要解决的迫切课题。 　　二、协同治理是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创新的新引擎 　　李汉卿强调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协同学和治理理论，它具有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各子系统的协同性、自治组织间的协同、共同规则的制定等四个主要特征，其重要目标是寻找影响社会治理效果的序参数，以促进治理效果的改善。[1]任泽涛强调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和实现机制，前者指社会主体受到尊重和社会组织得以培育，后者指沟通平台和主体间运行机制的健全和完善。[2]田培杰通过对国外协同治理概念的追根溯源，指出“协同治理”就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利益相关者，为解决共同的社会问题，以正式的方式进行适当互动和作出决策，并各自为其结果承担责任，并因此具有公共性、多元性、互动性、正式性、主导性、主动性等六个特征。[3]吴春梅概括出协同治理的三个关键变量（网络、协作、整合）和三大影响因素（外显的利益状况、内隐的社会资本、共享的制度与信息技术）。[4]协同治理理论逐渐成为分析和解释公共事务的重要理论框架，这一理论的涌现，为突破传统扶贫工作机制的运行困境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启示。更有学者通过对“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多维困贫困理论、以空间经济学为基础的空间贫困理论、强调多元决策中心的贫困治理理论”这三种贫困理论进行理论推演，提出“五位一体”的贫困治理模式，并构建出六大精准扶贫作用机制。[5]168 　　基于此，本研究将精准扶贫工作机制聚焦于协同治理视角之下，就有了逻辑自洽性，并能深化我们对现实的正确认识和正确指导我们的行为。根据协同治理的理论特征，综合各种扶贫治理框架的优势，构建出精准扶贫协同治理的改良分析模型（见图1）。 　　如图1所示，“协同动因”指的是促成协同治理实现的非环境因素，包括精准扶贫主体行为的动机、领导力和协同主体的相互依赖性。“协同引擎”指的是精准扶贫协同行为的助动力，包括网络、协作、整合三个关键因素，其中：“网络”是指能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发挥网络化扶贫主体的力量；“协作”是指在外部环境提供的制度、信息、技术、资本的支持下，扶?主体能在多种类型的互动激励中实现协同增效；“整合”是指协同治理要实现的网络关系结构的有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