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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反思与创新之路 　　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需要我们在总结和反思以往理论研究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复归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和辩证方法，着眼当今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时代发展，把握时代的根本问题和特殊逻辑，保持多维和多样的开放视野，创造宽容和宽松的学术环境，摒除体系构建和抽象思辨，反对独断方法和教条作风，以此激活唯物史观的内在活力，从而推进它的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反思；创新之路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9-0025-07 　　左亚文(1956－)，男，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湖北武汉430072) 　　唯物史观的创立已经有160余年的历史了。回顾和反思一个多世纪以来唯物史观曲折发展的历程，分析和总结理论研究上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和再现其在创始人那里的原生形态，对于我们在当代条件下重新认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涵、精神实质、基本方法和本质特征，以及与以往历史观的内在关联，从而找到创新和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 　　马克思把自己的历史观叫做“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它孕育于1844年初至1845年秋，形成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写作为标志。诚然，《形态》并不是一部哲学专著，而是一部针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所展开的批判性著作。但是，在这部著作中特别是在第一卷第一章中，首次对唯物史观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由于这种阐述与批判交织在一起，并非以纯学术的逻辑形式呈现出来，也由于它是一个未完成的手稿，并非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因而为后人对它的解读预留了很大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它的理解会大为不同的重要原因。 　　《形态》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也没有能够写出如此系统的历史观著作，但是他们在一些其他的著述中对其进行了言说和解读。1859年初，马克思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在对自己的研究过程作了简单的回顾后，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理论作了最为简要、最为精炼、最为准确的概括。这一概括的主要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剖析社会结构，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及其本质规律进行深入的分析；二是对历史演进所经历的基本阶段和基本形态进行具体的考证。这种概述虽然文字简短，却脉络清晰，自成体系。如果说前一个方面是对唯物史观理论展开逻辑阐释的话，那么后一个方面则是运用社会发展的史实材料对其作历史的验证。前者属于横向的解剖，后者属于纵向的考察。前后两个方面的结合生动地体现了逻辑与历史一致。正因为如此，这一概述一直被视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经典的解释模式。 　　恩格斯是唯物史观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他曾回忆说：“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1845年春恩格斯在布鲁塞尔与马克思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观点了”。《形态》就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合作的产物。无疑，作为亲自参与唯物史观理论的制定者，恩格斯对于这一理论的解释最具有权威性。他在《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对唯物史观理论都作了重要的发挥和发展。特别是在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针对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大学生和著作家们把唯物史观理论简单化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的错误，恩格斯明确指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然而，恩格斯始终强调，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总的来说，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理论的阐释没有超出马克思1859年《序言》的范围，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些阐释不过是《序言》的展开而已。 　　恩格斯之后，无论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还是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布哈林、斯大林等，他们对唯物史观理论的研究和阐述都在于彰显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尽管这种研究和阐述在他们那里还带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者身上所固有的创造精神，因而各自具有其自己的鲜明个性特色，但是，在斯大林于1938年所写的《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