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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档案原生态与商会史研究发展 　　商会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真正的商会史学术研究恐怕只有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能够出现那么多很有分量的成果，还有一支可观的研究队伍，这是令人欣喜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州商会档案资料的发掘。我记得，在1992年芝加哥会议上初次提到苏州档案的时候，曾有人质疑它的历史价值。但真正的历史学家，不管当时在意识形态上存有多大的分歧，政治背景上有多大的差异，都是非常重视这种档案的。档案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只要是长期、严肃地从事具体研究的人都会知道，档案是具体研究课题的生命，现在也许不需要再作任何解释了。天津、苏州、上海等地的商会档案、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珍贵档案，它们的重要性对很多很多的学者们来讲都是学术的生命。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商会史研究仍将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继续深入发展下去。 　　 　　一 　　 　　近二十余年的商会史研究，之所以还能够取得一些为国内外同行所认可的成果，与“原生态”的商会档案的发掘和利用分不开。如果说商会史的研究是近二十余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亮点的话，那么，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原生态”的商会资料。我将时下流行的“原生态”一词借用到历史研究中来，无非是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现在艺术工作者提倡艺术的原生态，他们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发掘、整理少数民族的歌舞，原汁原味的民歌、民曲和民间舞蹈，为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房地产开发商甚至将居住环境的原生态作为卖点，满足了消费者崇尚自然、回归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心理。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是一件非常富有远见的宏伟事业，以原生态的形式保存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使民族文化更好地得以传承、创新。 　　我从中产生一些联想，“原生态”的提法切中时下学术界某些论著不重视发掘史料、不重视运用原始资料的浮躁之风。现在我们用史料最大的缺陷、当然也是最方便的就是用电脑。电脑储存、电脑检索，确实很方便，但不一定容易消化。由于没有弄清楚史料在整个历史资料中的位置，往往不了解上文和下文，它的来龙去脉没有弄清楚，就凭这个按自己的框架、自己的思路去拼凑，结果使得写出来的论著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史学的价值及其品格首先就表现为要认真看原始材料，仅仅依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过的“二手货”，是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现在学术界弥漫着急功近利之风，有些人写文章根本就不注意收集原始资料，往往自己先有了结论，再去找材料印证，有的甚至不是自己掌握一套完整的材料，而是从别人那里将材料转引过来。先有观点，后找材料，不仅忽视了史料的原生态，而且颠倒了史学研究中论点与史料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学术界有些人总是急于创新，但是手头的资料很可怜，穷得像上海过去的“瘪三”一样，但是还在写一些豪言壮语，堆砌一些空洞无物的词语。有些学者研究海外华工，原始的资料都没有看到，就胆气冲天地写华工。我们提倡对于一些重要的史料必须读原文、读原本，文本是必不可少的，尤其要考虑文本的完整性，必须知道这些材料是从哪儿来的、背景是什么。我给地质大学的学生作报告，说我们是同行，他们不理解。其实，我不仅在大学选修过地质学课程，而且我现在从事的历史学和地质学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史料的发掘如同矿藏勘探，不是你知道这个地方有铁矿就行了，对于铁矿的位置，处于哪个矿层，矿脉怎么样，周围的环境怎么样，古生物遗存情况如何，包括当时的水陆情况都要弄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开展有价值的勘探。 　　只有充分运用了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保持它的生命力。顾炎武曾用“采铜于山”形象地比附对资料的考订与排比。他在致其友人信中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春挫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以颐炎武之博学多才，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一年辛苦才“仅得十余条”。但慢工出细活，此《日知录》之所以历经三百余年而魅力仍在。 　　我们要继承并发扬古人“采铜于山”的精神，搜集应有尽有的相关原始资料，虽不可能“竭泽而渔”，但要确保重要的史料不漏网。苏州档案馆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把三千五百卷商会档案全部扫描，既快又好，好就好在它保持了商会史料的原生态，这比出史料选编好得多。当然，史料选辑、汇编在历史研究中起了很大作用，新中国建立初期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对推动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苏州商会档案尽管还没有出完，也已经在学术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史学家来讲，对诸如此类的史料汇编应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