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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对中国思想文化史艰辛探索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2－0088－07 　　 　　导语：陈启云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专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弟子，哈佛大学杨联?的高足。他奔走于东西方两个世界，他对真理和“道”的执着追求，对研究汉儒和王莽的独到见地，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开拓性贡献，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建设性的批判以及对历史“知识论”的深邃解读，必将拓宽我们的历史研究视野并促进思想文化史的健康发展。 　　陈启云教授简介：男，1933年生，广东电白县人。1956年毕业于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后赴香港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攻读文学硕士；1960－196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陛并荣获哈佛哲学博士学位。在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历史系执教27年，期间先后赴哈佛大学(客座副教授，1973－1975)、香港中文大学(莫庆锵讲座，1980－1981)，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1991－1993)访问；并受邀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新加坡国立大学、澳洲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学位校外考试委员。1994年转为加州大学终身荣勋教授并返台湾任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1996年荣获“杰出人才发展基金会”之“杰出人才讲座”；2002年转为清华大学(台湾)荣休讲座教授。2004年受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2005年受聘于天津南开大学陈省身讲席教授；2006年受聘为吉林大学名誉教授。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国际多元文化综合研究所所长。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中古前期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先后出版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性著作有：《荀悦与中古儒学》、《荀悦与汉末思想》、《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十五章、《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新编《人文史》《秦汉帝国》章；个人文集《治史体悟》、《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 　　访谈时间：2008年12月26日上午 　　访谈地点：南开大学国际多元文化综合研究所 　　(以下采访者吕庙军简称吕，被采访者陈启云简称陈) 　　 　　一、游走于东西方两个世界――寻道求真 　　 　　吕：陈先生，您是国学大师钱穆以及国际汉学泰斗杨联?的弟子，能否请您给我们谈一下，您是如何走向治史道路的，以及您的治学理念是什么? 　　陈：好的，1956年我从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香港在新亚研究所深造，由钱穆先生指导，完成硕士学位。硕士论文是《两晋三省制度之渊源、特色、及其演变》，发表在钱师在香港创办的《新亚学报》，第三卷第二期(1958)。这篇少作对当时的中国制度史的研究，有过一些贡献。 　　1958－1960年，我留在钱穆先生创办的新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完成了《元明胥吏》和《蒙古人统治下中国南方经济势力之发展与朱明建国之关系》两专题研究(未刊稿)。1960年由钱师推荐，我以香港新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身份获得了哈佛燕京奖学金的支助，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我的导师杨联?是西方汉学界的大师。我花了三年时间通过了博士资格考后，由于某些原因，到马来亚大学任教，担任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和汉学研究课，同时从事博士论文研究和撰写。直到1967年完成论文拿到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这种求学和生活的经历使我亲身体验了各种文化的碰撞，认知了社会的多元性，并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处，让我对文化的各维度更加敏感，也加强了我追求和面对真理的信念。我在《旬悦与中古儒学》(英国剑桥太学出版社1975年版，2000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中译出版)中译版的自序中说：“本人治史，早期考证政治制度，次则析论社会经济，再则潜研思想文化。，，这恰当地描述了我几经转折但始终锲而不舍的治史心路历程。记得在1980至1981年，我首次回到东方。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莫庆锵讲座”。那时有几位史学界同仁先后不约而同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研究历史?”我的回答是“追求真理”。那时，这几位史学界同仁对我的说法有点不以为然。其中一位，在过了十几年后在美国相遇，却对我说他大半生研究历史，到头来发现自己主要还是在“追求真理”，这已是“白头宫女”的遗事了。对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而言，真理是不存在的，是没有价值的，甚或是害人的。不过我说的是追求真理，而不是说真理是现存的、可以获得的；至于不存在的甚至不可获得的真理，又怎样去害人呢?害人的恐怕是人自己，是人的不当行为(包括对真理不当的态度)吧? 　　我心目中的真理，早年的源头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道”；不过由于贯注了对历史的体认，所以我心目中的“道”是不断地发展演进的――从先秦的道论(思辨的演进)，到汉唐的道统(文化传承)，到宋明的新道统(道学、理学、心学)，到清代的汉学(考证、实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人的新史学，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