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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合理性概念价值追求 　　〔摘要〕对“价值合理性”和“选择意识”的重视是哈贝马斯合理性概念的价值追求所在。 在哈贝马斯看来，哲学自形而上学、黑格尔之后，正在向合理性理论归拢，这就赋予合理性 以哲学准绳的使命，一切形态的哲学理论必当接受合理性的审视。康德、罗尔斯的道德义务 论 以不同的方式宣示着其理论的普遍性，但经由哈贝马斯合理性概念的审视之后，他们立论前 提的“工具性”、“封闭性”和“主体性”等有限性特征暴露无遗。由此可见，把立论前提 置于“开放性”和“主体间性”之上，有助于促进义务论的普遍性重建。 　　〔关键词〕 哈贝马斯 合理性 义务论 康德 罗尔斯 　　〔中图分类号〕 B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08)03??0058??04 　　 　　对“实践理性最高原理”的阐述是康德展现其道德义务论的主要方式。在康德 关于“实践理性最高原理”的论证中，他非常强调这一原理与其他实践原理在内容上的不同 ：“它是完全先天的、不依赖于经验性原则而独立存在的。”［1］显然，把“实践 理性最高 原理”规定为完全先天的，使得康德在道德哲学上和目的论者彻底划清了界限，因为后者中 的大多数人是基于幸福、快乐等经验性原则讨论道德哲学的。无疑，“实践理性最高原理” 在内容上的完全先天化使它在立法形式上具有了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也只能是形式上的普 遍性，因为从根源上看，它是通过思辨理性对超验的“无条件者”的完满性思考而获得人们 理解的。［2］这使得康德关于“实践理性最高原理”的学说陷入形式主义的困境， 从而在本质上无异于中世纪神学家对箴言的普遍化诠释。 　　 康德义务论的这个缺憾引起了哲学界的关注，20世纪中叶以来，以“正义理论”著称的美国 哲学家罗尔斯就此给予了全面的论述。他试图放弃康德学说中的形式主义成分 ，进而把普遍性原则（“正义原则”）搁置在现实社会的基本机制（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 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上进行考察［3］。 从某种程度上讲，罗尔斯对康德义务论的重建仍然是有限的，因为按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 斯的观点：“哲学通过形而上学之后，黑格尔之后的流派向一种合理性理 论集中。”［4］所以，对康德、罗尔斯的义务论进行合理性审视显得尤为必要，而 且唯有如此，才能够使他们的学说在多维论域中与普遍性实现互渗。 　　 　　 一、抑制“工具支配的合理性”扩张 　　 　　 关于合理性问题的说法由来已久，但是当人们在经验生活中频繁地用到这个概念时，它总是 与一个表示事件或行动的命题联结在一起，用于补充与命题相关的说明。也就是说，合理性 概念经常涉及“命题知识”的运用与表达。可是，当问及究竟什么意味着人们在一定的情况 下进行了合理性的行动、什么又意味着人们作了合理性的表达时，人们不得不把视角转到哈 贝马斯。 　　“工具支配的合理性”概念是哈贝马斯针对以上第一个问题的反思而提出的。在 哈贝马斯看 来，合理性的行动就是人们借以达到一定目的而对世界所进行的一种有意识的干预。同时， 所进行的这种行动必须是“有成效的”，是衡量人们“行动合理性”的重要标志。这里，“ 成 效”也可以用“作用”来替换。人们借助于他们的目的活动与客观世界应该出现的事物发生 了 关系，与此相应，就会产生预期的作用。如果人们从“合目的的行动对命题知识所做的非交 往运用”出发，那么他们所做的预断就有助于超越经验主义，进而给“认识工具合理性”概 念烙上“现代自我理解”的深刻印迹［4］（24）。对于“行动合理性”来说，具有 决定意义 的是这种行动必须遵循合理性内涵中具有的计划，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情况下实现预 期的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把从“命题知识”运用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 称作“工具支配的合理性”。 　　 “交往理解的合理性”概念是哈贝马斯针对人们所关注的第二个问题而提出的。“合理性的 表达”是借以说明人们交往意图中一定意见的一个论断，与“合理性行动”相比，它更注重 提出论断的正确性，这就意味着，人们提出的构思对于世界上事态的存在必须具有真实性。 如果人们从“语言行为对命题知识所做的交往运用”出发,人们所作的论断就有利于澄清与 近代“逻各斯” 观点相联系的合理性概念。这种“交往合理性”概念本身表明：合理性归根结底就是一种通 过论证促使自愿联合、获得认可力量的“中心经验”。［4］（25）通过这种“中心 经验”的媒介作用，不同的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自己最初的“主体性”见解，继而 合理地形成共同的信念。显然，哈贝马斯把论据确定为衡量论证合理性的主要表征。 　　 在上述两个合理性概念中，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够说明一个命题的合理 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工具支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