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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对实践理性技术式转向及应对模式理解 　　[摘 要]哈贝马斯根据对传统实践理性的考察，认为实践理性作为应对社会生活的智慧，包含三个层面的意义：实用意义、伦理意义和道德意义。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却侵蚀着实践理性的领地，把实践理性纳入了以技术理性为中心的工具理性的麾下，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和谐关系被破坏。而为应对实践理性这种不良变化的道德至上的实践理性模式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模式都存在不足，因此，唯有他创造的交往实践理性才是解决实践理性技术式转向问题的出路。 　　[关键词]实践理性 道德版实践理性 新亚里士多德主义 交往实践理性 　　作者简介：周小玲（1980―），女，05级伦理学博士，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 　　 　　一、实践理性的技术式转向 　　社会由个体组成但又不是个体的简单相加，强调个体的作用与强调通过个体融合而成的整体的作用就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理论和不同的实践活动，对实践理性的认识也必然分成两个版本。以柏拉图思想为中心的实践理性强调个体性，经过启蒙的催化，被康德发展成自主性的关键要素，自主就是受理性意志支配，就是按绝对命令行事，就是道德自我立法；实践理性就是体现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理性，是不含任何内容的完全形式性的指导能力，我们姑且将这种类型的实践理性称为道德版实践理性。以亚里士多德思想为中心的实践理性类型强调整体性，与实体性的社群概念相联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理性与人的伦理生活相关，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审慎思考，它不能获得高层次的确定性与一般性，因为它必须保持敏感性与独特性才能应对多变的社会现实；实践理性不能被用于演绎推理的理论沉思，后一种活动的对象是纯粹客观的、不变的宇宙事物；智慧必须通过训练与实践经历来培养、通过稳定的人格解构来保持。实践理性假定了包含理想个体美德的社群传统，个体只有在相关的实践与社群生活形式中才能活动伦理当事人的能力。我们可以称这种类型的实践理性为伦理版实践理性，它作为人的一种创造性力量一直是人们理解实践理性的主要版本。两个实践理性版本都说明了人类的社会规律“并非是沉思或科学预见的产物，而是情境性介入的实践理性的结果”。[1]传统实践理性作为人类的基本属性天然地具有道德性和政治性，这种特征形成了正义这种社会化了的人类思维规律的衡量标准，正义就是不偏袒，它促进了伦理和道德的相通之处非强制话语的形成。 　　启蒙的现代性打破了实践理性对社会规律的垄断地位，这就是实践理性的技术式转向，导致这一转向的是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经验主义的兴盛。经验主义关照具体现实个人的生活状态的价值观，为科技发展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由此产生的经验主义世界观在批判神学世界观时获得了重大胜利，它主张回到被宗教世界观所贬低的世俗生活，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科技发展依靠人的才华，才华只有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空间中才能发挥酣畅；经验主义道德哲学正是为个人自由空间提供了理论上的辩护。由于经验主义把人的一切行为都看成是人的自然本性使然，人的自然本性是趋利避害，表现形式是快乐或痛苦，所以道德的根本问题可以化约为两个:1、一种欲求和厌恶相对于另一种欲求和厌恶的权重或重要性，2、调节一个人的满足与其他所有人的满足。如果能够将所有人的欲求和厌恶转化为快乐与痛苦的感受，那么,以上问题就成为经验性并可以量化地计算。这样一种思路导致了功利主义，其总体原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鉴于经验主义这么实在便捷的特点，传统实践理性的基础神灵或形而上学的绝对性、不可质疑性显然是过于抽象，并且，从知识的表现上看，技术理性形成的往往是积极性的知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形成的往往是消极性的知识，于是，经验取代了神灵与形而上学的位置，成为了实践理性的基础。这个演变过程是：经验本身逐渐成为一种检验标准：与经验相符就是知识（真实的知识）、就是科学的，与经验不符就不是知识、就不科学；划分标准的改变引起知识种类的改变：幼稚的、情境的、日常的规律性东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一般化、理论化、反思的东西（也即具有经验性质的东西）就是知识；要想成为知识，就要向经验靠拢，就要尽可能采取科学的形式，哪怕理论和智慧也要如此。正是因为启蒙对主体的发现和提升导致了知识的形式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过渡并因此动摇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元社会担保的无条件性性和权威性，所以哈贝马斯也把实践理性的技术式转向称为主体性转向。按照经验主义的观点，在实践过程中，利益追求人人都有，但它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并且，不同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会自发形成一些规定，以避免因相互影响而增加的行为成本，这些规定构成了契约，是实践理性的成果。表面看来，经验主义的实践理性似乎合情合理，但它以每一个体为中心去追求利益会导致把其他人当作他（或者她）自己满足自我欲望的工具来对待的倾向，并且，任何社会都是由目标互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