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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对当代国际关系启示 　　摘 要: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有重要启示。要改善全球性“生活世界”,共建和平发展的世界;求同存异,促进全球文化的共存共荣和多元发展;形成“普遍化”规范,促进国际问题处理的机制化。 　　关键词:国际关系;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应用 　　 　　当代国际关系中存在着诸多的伦理问题。它们是一个发展着的问题体系,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彼此牵制,同时新的问题又不断产生。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靠全球各种利益主体团结起来,以整个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重心共同寻求解决方案。然而,当前全球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社会,各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不一、发展程度也不均衡,因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就会受到国家间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且在当前国际社会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现象,这些都是上述全球性的问题难以解决的障碍。 　　对于这些问题,哈贝马斯指出,“我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商谈伦理学同样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即是说,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话语平等和民主,反对任何用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干涉别人、通过武力贯彻自己的意志的做法。”[1]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主张在建立交往理性和重视交往语言运用的基础上,交往主体按照预设的理想条件,通过普遍的、可论证性的、程序化的对话和商谈,从而加强交流、谋求理解、形成规范、达成共识。另外,他还运用商谈伦理考察国际政治,提出建立跨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世界公民社会的思想。这些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伦理问题包括其他问题都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改善全球性“生活世界”,共建和平发展的世界 　　 　　哈贝马斯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集中反映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在该书中,他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四重危机,即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动因危机。哈贝马斯把重心放在了合法性危机上,也就是文化系统的危机上。对于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哈贝马斯主张从文化系统的意义上寻求出路。因为他认为,“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直接地依赖于它以合法化的形式提供给教育和职业系统的履行动因”。[2] 　　哈贝马斯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跟工具理性的扩展有关。他认为,在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社会问题都被纳入到科技体制性的框架而变成了“技术问题”,“科学技术的逻辑渗透人的一切思维和行为,并成为社会管理、社会调节中出现的不平衡和矛盾的杠杆”,“一种自律的科学技术的进步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社会的发展仅仅受科学技术进步的逻辑的支配”。[3]他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己经成为统治者奴役人的工具,成了束缚人追求解放的枷锁。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理性越来越被局限于目的――手段的作用,演变成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使得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被严重侵蚀,导致了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等判断标准的模糊以及人际关系的破坏。在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社会行政管理领域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规则,己经与最初的宗旨发生异化。它们寄生于生活世界,仅仅遵循技术原则。原先建立在人与人相互理解基础上的生存价值,在上述作为“制度”的工具行为子系统的干预之下,纷纷丧失它们原有的意义、标准及功能。 　　许多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就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结果。某些西方国家以维护人权为借口,依仗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不经联合国授权发动战争,从而企图向其他国家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美国在1999年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都是如此,是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体现。另外,一些发达国家为了谋求自身利益,不惜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平衡而对其大肆掠夺,甚至有的国家还打着保护环境的幌子对别的国家进行经济上的控制。这些行为本身就是权力和金钱对生活世界入侵的体现,是一些全球性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哈贝马斯认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克服工具理性带来的弊端,就必须确立交往理性,改善全球性的“生活世界”。他指出,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间的交往中遵循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技术规则的特殊规范。这种规范必须通过语言的共识来形成,并以语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为人,并不仅仅在于人能自觉地进行物质必需品的再生产或工具的使用,而在于能够使用语言。因此,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最终必须落实到语言。建立交往理性,主体之间就要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形成共识,从而达到在特定原则和观念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谐共处。 　　在国际社会建立交往理性,改善全球性“生活世界”,就要求世界各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