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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关于于于谦研究综述
国内学界关于于于谦研究综述
[摘 要]于谦在明代景泰年间扮演重要角色,研究于谦不仅可以研究其本人以及中国传统士人忧国忧民、坚韧不屈的心理,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他研究明代英宗、景帝时期权力交替、政治风云。学术界对于谦做了系统而认真地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图对其进行一下简要梳理。
[关键词]于谦;皇统;无序制度;士大夫
于谦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的伟大人格力量激励着为捍卫民族利益而不懈奋斗的人们。就历史学而言,于谦在明代景泰年间地位崇高,他既是在国家危难之际,挽江山于既倾的“社稷臣”,也是一位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传统士大夫,通过研究于谦可以参悟中国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杀生成仁的高尚节操,还可以由此研究明代英宗、景帝时期的权力交替、风云变幻,以及深埋在这一历史现象背后的制度原因。本文将简要对国内学界关于其研究现状作进行一下梳理。
一、 关于于谦死因的研究
关于于谦死因的研究,向来是于谦研究的重点。关于其死亡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儒家思想与专制君主制之间内在矛盾
黄山松认为,传统儒家侧重从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维护专制,其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政治主张,始终和一家一姓的专制集权存在某种程度的错位。于谦的悲剧正是儒家思想与专制君主制之间内在矛盾的典型反映。(黄山松:《从于谦的悲剧看儒家传统与君主专制的关系》,《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4(2))
杜晓田认为,明代理学的强化及忠君思想的影响、皇权专制的威力,以及专制君主只考虑一家一姓私己利益的思想意识和于谦这位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意识之间的巨大差异昭示了其悲剧发生的必然性。(杜晓田:《试论于谦荣与辱转变的历史必然性》,《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4))
(二)参与皇统之争
陈学文分析指出,于谦力挫也先挟英宗的阴谋时曾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观点为日后埋下了隐患。而于谦在皇位道统继承和选择拥立二帝世系之间的失误,也成为后来石、徐之辈诋毁构罪于谦的口实之一。而封建官僚政治制度中权臣擅权,宦官专政,没有是非功过标准、没有正常的法律程序则是于谦悲剧酿成的根本原因。(陈学文:《略论于谦的悲剧历史命运》,《天中学刊》1998(6))
陈剩勇从政治学的维度指出:于谦的政治悲剧,主要是因为英宗复辟成功、皇权转移更替,皇朝最高统治者急于确立其复辟的政治合法性,本质上是重建皇统的政治需要。(陈剩勇:《于谦的悲剧:一个政治学的解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
刘秀兰则指出造成景帝和于谦历史悲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明代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深入人心及其彻底贯彻。(刘秀兰:《论明景帝与于谦的历史悲剧》,《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
(三)无序制度导致的悲剧
陈斯风从制度和道德两方面探讨了于谦的悲剧。他指出明朝政治是一种无序的专制政治,其特点是强者即权力中心。此既成就了于谦拯明朝于危亡的伟业,亦导致其杀身成仁的结局;文章还认为于谦作为具有传统儒家深厚学养的文臣,人格道德的完美是其毕生的追求,能死社稷亦是人生的圆满追求。(陈斯风:《无序制度与完美理想的悲剧――于谦悲剧再讨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6(6))
赵秀丽认为当时倒谦的力量分为四股:文官、武官、宦官与皇帝英宗。文官集团由于于谦独揽大权,破坏了统治秩序,而对于谦怀有敌意。手握京师兵团军权的武将及太监,多有不法之事,屡被于谦压抑也力图扳倒于谦。而最根本原因是,英宗朝内阁和文官集团发育不完全,导致文官集团内部自相厮杀。(赵秀丽:《从于谦之死看明朝英景之际中央权力的运作》,《三峡论坛》,2011(3))
(三)个性使然
钱国莲,叶仁美认为于谦的悲剧根源在于于谦独特的人格特征和性情气质,使他四方树敌,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地。(钱国莲,叶仁美:《从于谦的人际关系论其人生悲剧的成因》,《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同样地,王思怀、朱章芳、李建国在各自的文章中皆抱持相近的观点:即景帝时六部权力过大,于谦本人功定社稷,为举朝所嫉,又刚正不阿,得罪朝中权贵招致祸患;而他的忠君思想,一死保全宗社的理想,使其不顾自身安危,最终成为令人惋惜的牺牲品。(王思怀:《于谦之死与景泰年间中央权力的再分配》,《北方论丛》,2006(3);朱章芳:《于谦之死原因浅析》,《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1);李建国:《试析于谦悲剧之必然性》,《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1))
二、于谦为政的研究
(一)关于北京保卫战和团营建设
于谦与北京保卫战密不可分,研究于谦的为政思想,必须要研究北京保卫战。
章明斐认为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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