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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体育文化中消极现象及其启示 　　唐代体育文化以众多的运动项目、广泛的参与人员、活跃的女子体育而蜚声中外。这是唐代体育文化的主要特色，也是其主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唐代体育文化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本文针对唐代体育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和负面现象作以初步展示，以全面认识和评价唐代体育文化，为当代先进体育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唐代体育文化中的消极现象 　　 　　1．荒废朝政 　　在唐代，积极从事体育娱乐活动，是时代风尚之一。但许多皇帝、王子、大臣长期沉溺于这些活动，却并非好事，往往使得体育活动成为惑乱朝纲、荒废政事的工具之一。 　　唐高祖时，武功一带经过突厥掳掠，民力枯竭，但高祖还要在武功进行田猎，大臣苏世长及时劝谏，高祖不予采纳。在民力凋敝之时，皇帝还要进行围猎，完全把个人嗜好凌驾于民生大计之上，作为开国之君的唐高祖，并未给诸位王子做好表率。唐玄宗沉溺击鞠，诗人晁说之写了《题明皇打球图》一诗对之进行讽刺：“阊阖千门万户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认为痴迷打球是李隆基荒废朝政、导致“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穆宗即位后，“荒于游畋，内酣荡，昕曙不能朝”［1］。皇帝荒于田猎，竟置朝政于不顾。 　　2．奢侈浪费 　　在唐代，由于政局相对稳定，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社会环境下，统治阶级奢侈淫逸的阶级本性也暴露无遗。而击鞠、驴鞠、竞渡、田猎等体育活动往往成为富贵阶层享受豪华生活、浪费社会财富的工具。 　　击鞠是唐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运动，但其花费不赀。据史载：“（武）崇训与驸马都尉杨慎交注膏筑场，以利其泽，用功不訾，人苦之。”［2］用油浇筑球场，使场地平整光滑，防尘防水，运动设施十分考究，但耗资巨大，百姓受累不少。唐朝末年，淮南节度使杨渥沉迷击鞠，昼夜作乐，竟在球场“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3］这可称得上古代的“灯光球场”，但其灯火燃烧的却是民脂民膏。 　　龙舟竞渡是唐代节令体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朝廷为举行该项活动投入不少。唐敬宗曾命令大臣王播“造竞渡舟二十艘，运材于京师造之。计用转运半年费用”，经谏议大夫极力诤谏，“乃减其半”［4］。用朝廷一年运输费的四分之一，造十艘竞渡船作观赏、比赛之用，可见其奢侈和嗜好的程度了。 　　3．服食丹药 　　养生保健活动是我国古代体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在唐代，由于过分贪恋权位、富贵，或出于对长寿、长生的极度渴望，在养生领域，出现了一股逆流，即皇帝、大臣、学士等迷恋方士，服用丹药，并成为一种风气。 　　在唐代各社会阶层中，皇帝服用丹药尤为突出。《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五?皇甫?n列传》记载：“宪宗服泌药，日益烦躁，喜怒不常，内官非罪见戮，遂为弑逆。”皇帝服用丹药后，性情古怪，被权力膨胀的宦官杀掉，宪宗为求长生，却死于非命。武宗“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至是药燥，喜怒失常，疾既笃，旬日不能言”，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三日崩，时年三十三岁”。武宗想通过服食长生不老，却导致中毒早亡。 　　皇帝迷信丹药，达官显贵效之。据史载，李抱真迷信方士孙季长，后“益服三千丸，卒，年六十二。”［5］《新唐书?卷九十二?杜伏威列传》记载：“（杜）伏威好神仙长年术，饵云母被毒，武德七年（624）二月暴卒。” 　　4．扰乱官风 　　由于唐代众多皇帝、权臣喜好体育活动，许多追求仕途者就投其所好，通过陪同上司玩乐展示自己的体育才能，从而导致了唐代官场上出现赐官、升官、赌官现象。 　　在唐代，曾出现凭借在体育娱乐方面的一技之长而获得官位，甚至还显赫一时的现象。唐昭宗时，有伎艺人善于弄猴，能使之衣冠穿戴，“随班起居”，昭宗看了十分高兴，就赐给优人五品官。罗隐有《弄猢狲》诗：“何如买取猢狲弄，一笑君王便着绯。”绯为五品官服，此诗就是讥讽昭宗紊乱朝纲，把官职随便赐给弄猴的优人［6］。《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五?皇甫?n列传》记载，方士柳泌自云能致灵药，被宪宗封为台州刺史，另赐金紫，谏官奏道：“列圣亦有好方士者，亦与官号，未尝令赋政临民。”宪宗回答说：“烦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长年，臣子与君父何爱焉！”于是无人再敢诤谏，而裴??以极言劝谏而被罢黜。 　　5．伤身丧命 　　在唐代体育活动中，因比赛激烈、赛场冲突或争权夺利等原因，诸如患疾、流血、致残甚至丧生等现象时有发生，使得本为娱乐、放松的体育活动蒙上一层阴影。 　　在击鞠、田猎、竞渡等体育活动中，还有许多人死于非命。据《旧唐书?卷十七上?敬宗本纪》记载，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辛丑，“（敬宗）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打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饮酒。帝方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刘克明等同谋害帝，即时殂于室内，时年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