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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困境分析 　　摘要：我国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经营单位转化而来的商业实体，因此有着产权结构复杂以及目标多重性等特征。基于这些特征，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中就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委托代理问题，如何均衡各个经营主体经营目标之间的利益矛盾，如何更好地处理以政府为代表的大股东与经营者、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共同面临的治理困境。文章利用委托代理理论从根源上来分析和解读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治理机制上面临的问题，为优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提供思路。 　　关键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委托代理理论；治理困境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5.05.006 　　1 引言 　　我国国有企业经过20余年的改革，在组织结构、制度改革、管理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阶段性的进步和成就。2013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24050.5亿元，同比增长5.9%。其中，中央企业16652.8亿元，同比增长7.4%；地方国有企业7397.7亿元，同比增长2.7%。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出现了多元化，国有控股企业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的形式。但什么样的企业可以归类为国有控股企业学术界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大多数学者把国有股持股比例超过50%的企业归为国有绝对控股，持股比例在30%-50%之间的称为国有相对控股企业。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国有控股上市企业，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国有股在企业持股中排名第一，即国有股为第一大股东；第二，国有股持股比例超过30%；第三，已经在证券市场上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放权让利的一系列改革，经历了从利润上交到利润分成，到承包制，再到现在的股份制的一系列过程。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出现了像海尔、联想等颇有竞争力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但在取得进步的同时大部分的国有控股企业情况并没有好转。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众多学者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率的思考。近几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陈小悦（2001）、徐晓东（2003）、王克敏（2004）以及李寿喜（2007）等从国有控股企业的产权改革方面进行了研究，主要探讨国有股减持的问题；在国有控股的政策性负担的问题上，林毅夫（2001）、刘磊（2004）和李新春（2006）等人对国有控股企业的多元化目标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陈小悦（2001）、田立辉（2005）等学者也对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权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如何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关系到我国体制转型是否能够达到现代企业制度标准的问题，关系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问题，更关系到其经济效益的问题。以往的研究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低效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国有股的“一股独大”，但笔者认为这并没有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政府参与和干预经济的一种制度安排1，而这种制度的有效性则取决于它与所处环境的匹配程度。因此，从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出发进行分析其治理结构的特殊性，才能从根本上找到其治理低效的原因以及如何建立起有效治理机制的途径和方法。 　　2 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2.1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司治理 　　公司的治理结构的出现是因为现代企业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正因为这两种权力的分离才产生了“委托方”和“代理方”的关系。治理结构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如何在制度上进行设计从而一方面保障委托人的权益另一方面激励代理人，并且使双方的契约得以维系。法人的治理机制实质上就是企业合约参与人的利益均衡机制，但这个机制要发挥作用是建立在各合约方拥有独立的产权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它的内在逻辑是只有独立产权的存在才有自由的市场选择，自由的市场选择才有合约的形成，合约的形成才有制度均衡的机制（如图2-1）。 　　图2-1 均衡机制的形成机理 　　我国的国有控股企业并不满足上述治理结构形成的基础，因为它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并没有独立产权的存在。所谓公有制简单来说就是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是归属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组织，没有任何个人可以单独享有其产权。因此在公有制下所有的人都只能是“代理人”，而不存在所谓的“委托人”。那么为了解决在经济运行中授权基础的问题，代表全民的国家就演化成了所有权的主体，成为了国有控股公司当中的“委托人”。因为个人不具有独立的财产权力，因此国家以政治权力，通过赋予职位权力来界定每个人在公司运行中的相对地位。这样就导致了虽然每个人拥有平等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是在支配和使用权上却不同。因此，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特殊性就是它打破了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