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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展望理论下薪酬与腐败辩证关系 　　摘 要：从1997年起，我国政府已进行多次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连续数次上调公务员薪酬标准，频频加薪的背景下，公务员薪酬如何管理的热点与争论的焦点基本上都聚焦于高薪是否养廉上。本文在分析薪酬增加后，运用展望理论来探讨公务员薪酬水平对政府廉洁度的影响程度，辩证二者之间的实际关系，为我国制定公务员合理薪酬水平提出建议。 　　关键词:高薪养廉;分配性努力;展望理论;参考点;受贿成本 　　 　　一、薪酬制度的变动历程以及带来的问题 　　 　　中国公务员的频频加薪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06年1月，政府根据《公务员法》中公务员工资调整原则公务员工资调整原则，再一次上调公务员的工资标准。这种调整改变了已实行了二十多年的公务员工资结构，即将原来的基本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龄工资等四部分变为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种，而且还调整了不同的级别公务员的工资标准，（如表1所示）。 　　 　　注：2008年―2009年度，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原定的公务员第二轮加薪暂时放缓，但仍然有部分省市公务员的薪酬在经济寒冬之际上涨，更大范围的第二轮调薪可能今年或明年渐次展开。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从1993年10月至2009年，公务员的工资几次得到提高，这使得“公务员”这一倍受亲睐的职业更加成为炙手可热的“金饭碗”。近年来，“公务员热”的风头更劲，尤其在今年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报考公务员更是万千求职人员心中最理想的一职了。但是，公务员薪酬的不断上升却带来不少的社会不良反响。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城镇失业人口增加，广大农民还处于求“温饱”阶段，而公务员原本丰厚的报酬还要一再加薪，似乎“有欠公平”。并且更严重的是，公务员人数太多以及薪酬太高都会威胁到经济的增长。诺斯在用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解释那种制度可以促进或妨碍经济增长时，认为如果人们认为社会不公平，其实是觉得他们增加到生产中的投入――生产性努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相反，另一些人只是把精力放在占有更多的社会成果――分配性努力，如果社会变成这样，人们就不再会将努力放在生产上了，转而关注分配，那么经济增长就危险了。公务员属于典型的不创造财富，分配他人财富的职位。人们热衷于公务员且一再高呼加薪，意味着人们更愿意把知识与理性主要用于支配而非生产。一般来说，好的制度是尽可能的促使个体通过“生产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去实现滋生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提升产出和效率。 　　因此，公务员的薪酬的涨跌不仅仅是公务员的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制度好坏的问题了，而完全可以说，一个制度对腐败问题的容忍，是对“分配性努力”最大的偏袒。因为腐败是最典型的“分配性努力”。即腐败者决不是通过“生产性努力”来增加收益，而是通过滥用手中的权利来增加收益。制度容忍腐败，实质就是这种制度结构是一种激励腐败的结构。而且，腐败者往往处于社会精英阶层，是社会强势集团的成员，我们又知道，精英阶层与社会强势集团对于制度演进的方向起重大作用。所以，一个不断靠鼓励“分配性努力”产生的制度，步入的更可能是低效率的被动锁定状态，而非良性循环。 　　 　　二、薪酬与廉洁的辩证关系 　　 　　面对这样的社会焦点，到底该不该给公务员加薪？有观点认为，提高公务员的收入有利稳定公务员队伍，提高公务员的积极性，为实施“以薪养廉”奠定基础；而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的徐连仲认为，公务员所享受的非货币福利收入迅速上升，如住房、医疗、保健等非货币收入难以估算，其薪酬基本都不会低于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任太增从劳动所得的综合报酬出发，认为公务员的收入不是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而是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应该严格控制公务员收入的增长；还有观点认为，在当前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城镇失业人口有所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效法香港特别行政区适当降低公务员的薪酬标准。不可否认，公务员加薪带来了一些社会效应：如扩大内需、吸引了优秀人才加入公务员队伍等，最近几年来出现的“公务员热”就是很好的证实。但公务员加薪是否具有高薪养廉的效应？高薪就能减小贿赂对公务员的诱惑力了吗？薪酬与廉洁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本文在此运用展望理论的一些观点来辩证薪酬与腐败的关系。 　　展望理论系由Kahneman和Tversky 1979年发表，主要说明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中个人的风险偏好情况，发现人们在获利与损失情境下所面临的风险态度不同：人们在获利的情境下，倾向于选择确定结果，此时人们的价值评估的函数为凹函数，呈现出风险趋避者的行为；但在面临损失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选择风险的一方，此时价值评估函数为凸函数，呈现出风险追逐者的行为，且在损失情境中的价值评估函数较获利情境为陡峭，如此现象可以描绘出图1中S型的价值评估函数 。 　　其次，参考点系评估价值函数的重要决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