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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村落社区研究 　　〔摘要〕自从20世纪30年代社区研究进入中国，中国村落社区就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并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中国大陆，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村落社区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复兴，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著述。 　　〔关键词〕社区；社区研究；中国村落社区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1-0001-05 　　 　　一、社区研究方法和早期的中国村落社区研究 　　 　　自1887年滕尼斯发表《共同体与社会》始，“社区”概念正式进入学科领域，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滕尼斯的“社区”①概念是与“社会”相区分而言的，是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以及精神共同体三者的合一，强调共同的文化精神意识和社区成员的归属感、认同感。而从中国社区研究的近现代发展的实践来看，社区更多的是被界定在“地域”的理解范围之列。 　　社区方法论的产生及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盛行，应该说源自于社会科学研究目标的转换上，即慢慢离开空论而努力去发现人类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以社区为研究对象的社区方法论，强调“分立群域”，认为只有在一个边界清晰、自成一体的社会单位里，才能发现人类的共同生活准则，才能延及整体，研究整体文化中各种因素的功能。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社会学的研究）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1](94)由此，社区方法论注重田野调查与历史材料的结合，主张理论与田野工作合一，理论与事实相符，坚信“田野工作有了理论的根据才有科学的意义，理论有了事实的基础才不至于空泛。”[2](396) 　　在20世纪30年代，“社区”及社区研究在吴文藻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的倡导和实践下进入中国。费孝通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生活》（即《江村经济》）就是以中国村落社区为研究视角，描述了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农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反映了他所关注的中国农村社会与文化变迁问题，以生动的事实体现了一个小小的村落社区生活所存在的中国大社区整体的问题，力图实现“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要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3](29)的目的。这部著作受到了很高评价，被誉为汉学人类学的里程碑，也成为中国村落社区研究的标志性作品和典范。有一些学者认为这部著作也引发了汉学人类学的兴起②，出现一批引人注目的著作和研究成果。比如，李景汉的《北平经矫治乡村家庭》、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和《金翼》、威廉?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柯鲁克夫妇以《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及至五十年代之后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萧凤霞的《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马丁的《中国人的仪式与政治》、王斯福的《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弗里曼、毕克伟和塞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抬头》、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与社会网络》、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内山雅生的《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威廉?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等等。 　　 　　二、复兴――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村落社区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这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大致处于缺失和终止状态，村落社区研究自然也不例外。一直到八十年代，有较大影响的中国村落社区研究成果也基本上出自于国外学者之手。以农村改革十年为契机，加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加速所引起的社会急剧变迁，中国村落社区再次成为国内诸多学科的关注点，中国村落社区研究也成为国内学者力争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对话的平台。如果以具体研究内容的不同作为归类标准的话，那么八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村落社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把村落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融为一体作为研究内容，对村落社区进行全景式描述。比如，曹锦清、张乐天和陈中亚合著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1995），该书以浙北乡村陈家场等村落社区为研究对象，对村落社区的土地、人口、生产、生活、婚姻、教育、市场、文化以及乡村政府等进行了描述，试图全面展现乡村社会变迁的全过程。张乐天所著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998），该书以浙江北部的联民村为对象，对这个村落社区自1949年以后，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生活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作者通过构建“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模式”，对人民公社制度对村落发展产生的负面效应，以及对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