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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关系与当代乡村和谐家庭构建 　　[作者简介]崔应令(1981-)，女，湖北建始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 　　[摘 要]在当代社会环境中存在着影响婆媳关系的多元因素。由于家庭中儿子的连接、公公潜在的左右、孙子的抚育以及为了共同的家庭和睦、发展的目的，转型社会中的婆媳关系具有合作本质，这种合作的本质是构建乡村和谐家庭的基础。 　　[关键词]婆媳关系；合作本质；和谐家庭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7)02-0298-05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在当代中国乡村，婆媳关系仍是家庭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关系既非血缘关系，也非姻缘关系；同时，既是代际关系，又是同性关系。它充满着敏感性，甚至带有某种戏剧性。婆媳关系的稳定对于家庭的和谐乃至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术界对于婆媳关系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传统社会。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指向：一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传统家庭婆媳冲突的原因。一些学者依据弗洛伊德“同性相斥”理论，认为婆媳由于是非血缘的同性关系，天然地有一种排斥情绪。这种排斥不仅是对待同性的问题，也是对待“情敌”的问题。“寡母心态”、“子代夫爱”正是从心理上分析的[1](第133页)。二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婆媳关系。一些学者从传统社会宗法制度及长老为尊的伦理出发，认为婆婆的压迫来自社会男权的压迫，也就是来自社会制度的压迫，婆婆是母代父权而行事①。这些讨论大多关注对婆媳冲突的考察。 　　也有少数研究者关注到当代乡村社会的婆媳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农民经济地位发生了改变。以亲子关系为轴心的传统家庭关系模式在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的现代家庭关系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传统意义上婆婆的主导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当大量年轻男女涌向城市成为农民工时，经济方式的变革所带来的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迁在婆媳关系上有了鲜明的体现。于是，这些研究者从经济视角来观察婆媳关系，认为随着妇女解放的发展，女性的平等要求愈演愈烈，婆婆的统治已经不复存在，但事物往往又会矫枉过正，媳妇们追求与婆婆的平等，反过来占了上风，成了婆媳关系的主导一方[2](第29页)。 　　以上的研究无论是从社会文化，或是从心理学，还是从经济的视角去研究婆媳关系，都没有摆脱婆媳关系冲突本质的研究框架，得出的是婆媳关系冲突是常态、和睦是非常态；不和谐是正常的、和谐是反常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忽略了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家庭结构的特点，因此未能将婆媳关系放人家庭结构的整体中去分析。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虽然从形式上看核心家庭(指夫、妻、子的小家庭)是普遍的模式，扩大家庭(指三代或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已经很少；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特殊的国情，尤其是当打工成为年轻农民的选择时，分家只是解决了经济上的独立问题，由于抚养孙辈问题的存在，许多家庭依然保持了原先的扩大家庭的运作模式。在这样的家庭中，婆媳的接触与相处依然密切，并受到家庭内部多元因素的制约。本文的研究从整体论出发，将婆媳关系放到家庭环境中的儿子、公公、孙子等因素构成的多元格局中，进而探索当代婆媳关系的本质特征以及这一对关系对于乡村和谐社会构建的意义。 　　 　　二、儿子：两个三角连结点 　　 　　英国人类学家弗思认为，“基本家庭”是一种真正“永恒的三角”，即“由共同感情结合起来的孩子和她的父亲、母亲”[3](第83页)。在弗思家庭三角论基础上，费孝通系统阐述了社会结构的“基本三角”：夫妇只是三角形的一边，这一边若没有另外一点和两线加以联系成为三角，则被联的男女，实质上并没有完全达到夫妇关系。孩子的出生才完成了正常的夫妇关系，稳定和充实了他们全面合作的生活。这个完成了的三角即家庭。亲子关系稳定了夫妇关系。因此，无论从结构学原理，还是从社会团体来看，家庭的三角都具有稳定性[4](第163，187-189页)。 　　然而，家庭的三角是一个暂时性的结构，在一定的时间，子方不能安定在这三角里，他不能永远成为只和父母联结的一点，当他有了自己的婚姻以后，他与另外的两点又结合成新的三角形，于是原有的三角形也就无法保持它的完整性了[4](第216页)。家庭三角的稳定在媳妇进门以后发生了变化，三角关系变成了四边关系。如图所示： 　　 　　当家庭结构由稳定的三角变为四边形时，不稳定也随之产生。于是，有的研究者便认为，因为婆媳关系不存在婚姻关系，又不存在血缘关系，没有感情基础，所以具有脆弱性[2](第30页)。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婆媳之间有一个共同关系的连接人：儿子。儿子既是“父母子”三角的联接点，也是“婆媳子”三角的联接点。 　　当代社会中儿子的作用与传统社会中显然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