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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合法化问题思考 　　摘 要：人不能选择出身，能否选择死亡？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况下是否具有自己选择尊严地死去的权利。每个人的生命都具有价值、尊严，且生命的意义在于“有价值、有尊严地存在”是否要立法保护安乐死，这在学界和司法界都是极有争议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存在安乐死的事实，法律上就应该正视之而应对之，不能以种种借口来回避它。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安乐死有其法理上的立法依据，法律不应回避安乐死，应该将安乐死合法化。 　　关键词：安乐死；主动安乐死；被动安乐死；权利合法化 　　 　　死亡问题，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人之死亡，作为一个重要法律事件，必将会引起与之相关的许多法律后果。人之死亡，体现了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基于死亡问题的不可避免性和法律意义的重要性，。我在给常州医疗卫生人员进行法律培训时，曾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和我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对此也有许多困惑，因为虽然立法上没有予以肯定，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真实存在这些事实和问题。在此阐述我的一些浮浅的看法，请同行与专家给予指正。 　　 　　一、安乐死的现状 　　 　　（一）安乐死在中国 　　2003年8月3日，被誉为中国“安乐死之子”的陕西男人王明成在极度的痛苦中，不“安乐”地告别人世。20年前，他曾因请求医生给母亲实施安乐死而险些获罪下狱。他由于身患癌症并已至晚期，要求安乐死却不被批准，只好回家等死。在专家们激烈争论的口水中，更多病魔缠身的人喊着“请让我有尊严地死去吧！”离开了这个世界。 　　邓颖超同志生前也曾在电台讨论中提出 “安乐死是一个唯物主义观念”。她还再次强调对安乐死的赞成态度，并且建议有关部门立法。1987年4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有王群等三十二名代表提出101号提案，建议制定《安乐死条例》，这标志着安乐死的立法问题从那时起就被提到立法机关的议事范围之内。1987年4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有王群等三十二名代表提出101号提案，建议制定《安乐死条例》，这标志着安乐死的立法问题从那时起就被提到立法机关的议事范围之内。“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1］。据有关调查机构在我国民意调查显示：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非医务工作者大都赞成安乐死，希望有相应的法律予调整。安乐死的合法化是大多数公民的愿望，而我国法律正是以代表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为宗旨的，安乐死立法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而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然而遗憾的是安乐死一直处于一个理论的讨论前沿的位置而从未真正进入法律世界的立法领域。 　　（二）国外安乐死的立法状况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 　　 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 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学会。荷兰、日本、德国分别于1973年、1976年、1976年成立自愿安乐死团体。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立法法案。1976年日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有尊严的死去”的权利。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其后两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该法律规定：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也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三位医生中至少要有一位曾参与该病人的治疗等。 　　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市政府通过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不过这一规定本身所涉及的只是苏黎世二三十家养老院。 ?2002年4月，比利时议会通过安乐死法，成为继荷兰之后世界上第二个以法律形式准许实行安乐死的国家。比利时的安乐死法对实行安乐死也有非常严格的条件规定：提出安乐死申请的病人必须是成年人，在提出要求安乐死时必须有清醒的意识能力，在没有外界的压力下，经过深思熟虑的反复考虑后，完全自愿地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必须患有不治之症，经过长期医疗无效，无法承受肉体和精神上折磨。医生在实行安乐死行动时要想不受到刑事追究，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向病人讲明他的身体状况和是否有活着的希望，提出病人有治愈的可能性；必须对病人进行合理的治疗，使他能够承受肉体和精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