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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问题新探索 　　“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是由余敦康、吕大吉、牟钟鉴、张践四教授共同完成的“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其最终成果以同一题目下的四卷专著的形式通过有关鉴定，评定等级为优，并列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涉及宗教、哲学、伦理、民俗、文艺、政治、民族等诸多的问题。综合成一个系统的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则可以说是该课题的独创。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个课题的某些突出共性和个性作一点分析和评论。 　　其一，该课题的研究在总体思想、指导原则、分析方法方面都积极地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论述和分析宗教的起源与性质、人类文化形态的演化、近代社会的性质、艺术的功能、国家、民族的定义等方面，课题的作者都对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成果进行了消化吸收，并将它们创造性地运用于自己的相关研究领域中。如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在西方历史传统中的世界观和伦理学的结论之后，作为世界观的宗教除了西方社会中的认识论传统之外，还具有满足人生论在人的情感方面的需求的意义，因此联系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况看，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仍然保留着宗法式伦理型宗教的特性。如果我们过去认同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这个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认识论的――但是联系到近代西方社会的科学家群体或者在认识论上以理性精神为主导的现代西方社会人群，仅从认识论的意义讲，这些人不应该像历史上其他人群那样再产生颠倒的世界观，可是他们中至今仍然有不少人是信教者，那么这自然就会导致过去的宗教理论与社会现实相悖的困局。但这个困局在中国儒家的宗法式伦理宗教里就可以被很好地化解并给出人生论立场上的解释，即宗教可以是出于情感方面的“慎终追远”和“报本返始”，而又合理地收到“民德归厚”的伦理之效。其逻辑的结论就是，只要人类社会还需要伦理的维系功能，人除了理性的认识论之外，还有情感上的人生论诉求，宗教在这一方面的价值和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其二，该课题的各卷体现出了研究者自己新创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他们在总括和分析已有的宗教和文化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宗教四要素说”及“宗法式宗教”理论，前者是对各种宗教形态的一般概括，后者是针对中国文化传统所作的科学分析而得到的具体结论，又引入了历史关联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说明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促进关系，儒、释、道“三教”在这两个层面的相互运动，共同构成了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历史线索。如关于“神道设教”这个问题。余敦康先生说：“神道设教是一种哲学与宗教相妥协的思想，它一方面表现了哲学摆脱宗教的束缚而独立的趋势，另一方面又表现了这种独立的不彻底性，并且为重新倒退到宗教开了方便之门。历史上的儒家几乎个个都有这种神道设教的思想，只是有的哲学的成分大于宗教的成分，有的则是宗教的成分大于哲学的成分。”(余敦康，第266页)从这个分析和结论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的儒家传统的一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同时也因之而反思到这个结论所依据的理论的独创性和其分析方法的新颖性。 　　其三，该课题在四卷书中取得了共识，确保了“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宏观课题内部的、分工协作与和谐统一，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宗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共识大体可以被归纳成： 　　1、人类文化或文明的历程是一脉相承的连续体。只有科学地认识过去的文化传统，才能科学地认识这个传统在当代文化中的价值及其对未来文化发展的贡献。 　　2、宗教与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互促互动的。有其历史的传统和民族心理上的情感依托。 　　3、夏、商、周三代以“敬天法祖”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宗教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儒家的社会伦理思想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宗教的中心教义，儒家哲学教人以“忠君孝亲”之义，国家宗教则行之以“崇天祭祖”之仪，二者实质上是本质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关系。 　　4、人类的一切宗教都是人类的文化创造，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将宗教学研究中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文化中具体的宗教情况相结合的表述。 　　其四，在四卷著作中我们能看到原来为某位学者所独创的学术思想，在另外一位学者的阐发中又增添了新的学术信息。例如，吕大吉教授关于“宗教四要素说”的思想既是该课题的四卷著作中的原则性思想之一，同时也被有机地运用于解释不同的学术情景，并在此基础上又激发出了新的学术思想。余敦康教授在将“宗教四要素说”与《庄子?天下篇》进行对照分析之后，便特别将“本数”和“末度”两个观念标出，将现代的宗教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家思想相互比较、发明，其新意在于：“宗教四要素说”可以分成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类：宗教观念或思想及宗教感情或体验是内在因素；宗教组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