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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组织与乡村善治相融性分析 　　【摘要】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分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虽然过去的宗族组织有狭隘、封闭的弊端,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引导宗族组织建设与实现乡村善治存在着现实的相融性。 　　 　　宗族组织是最常见的一种传统社区组织形式,正视宗族功能的客观存在,利用好这一中国特色的历史遗存,对乡村善治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拟以浏阳市文家市镇“屋场自治”模式为例对宗族组织与乡村善治的相融性进行分析。 　　一、宗族组织的历史与复兴 　　宗族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民间社会组织。在传统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精英主要依托宗族组织、依靠“仁义礼智”等儒家道德规范来维持乡村秩序。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国家政权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等组织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宗亲关系或血亲关系在政治压力下日渐疏远。 　　改革开放以来,宗族逐渐演变成为促使成员个体由分散到合作的社会协调机制。加上信息交流的日渐便捷、经济条件的不断提高,很多农村出现了重修族谱、修订族规、修建宗族活动中心的热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二、“屋场自治”模式对宗族组织的引导与整合 　　(一)“屋场自治”的缘起 　　浏阳市文家市镇地处湘赣边界,该镇民风强悍,宗族观念较强,以宗系姓氏为线索相对聚居,或是同在一个山头,或是同居一条河谷,人们把这具有同一地缘形态的一片称为“屋场”。比照滕尼斯的观点,屋场就是一种典型的“生活共同体”。 　　人们对所居屋场都有一种核心的归属感和强烈的荣辱感,每个屋场都由年长位尊、德高望重的同志组成屋场理事会,处理本屋场内的日常事项、调解纠纷等。这种约定俗成的民间特色群众组织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泛化了、开放化了的宗族管理。近年来,当地政府积极引导,把宗族力量所凝聚的大量社会资源整合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创新提出了“屋场自治”这一崭新的群众自治管理模式。 　　(二)、“屋场自治”的内涵与特点 　　“屋场自治”模式的目的在于结合当地当前的实际情况,剔除宗族管理中原有的封建残余,把传统的宗族治理放到新农村建设的全新体系中,创新一种制度更完善、覆盖更广泛的群众自主管理模式。同时也是在群众需求日益多样的背景下为政府工作寻找一个有力的补充载体,为实现乡村善治创新一种具体可行的新渠道。 　　1、组织机构上的差序格局化和人伦代表性。屋场自治领导小组和相关管理机构,一般通过召集屋场内的户主会议民主推选,推选出来的都是屋场大姓中辈份较高、有威望有文化的乡村精英。这样,屋场里每一户人家和管理小组成员之间实际上都从血缘或者地缘上存在着“从自己推出去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屋场自治作为一种建立在血缘和人伦关系上的自主管理,更加容易形成共同目标和愿景,实现组织管理的刚性与效度。 　　2、文化价值上的趋向同一性。我国一向推崇的儒家文化,强调家庭成员间的礼仪伦理和对共同体的维护,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群众也更加关注自己和宗族的文化水准,“文化立家”、“文化兴族”成为与时俱进的时尚。文家市镇的每个屋场都立足屋场实际,提炼出一套适合地域、产业和人文实际的“和谐文化体系”,其中包括国家至上的爱国文化、以和为贵的邻里文化、以人为本的安全文化等。这一文化体系既让宗族传统融入了现代的、科学的元素,树立了符合时代发展的主流价值,又把中国乡土社会中农民爱面子、要荣誉的原始特性悄然升华成了全屋场的统一文化价值,为屋场自治根植了扎实的心理文化基础。 　　3、管理运行上的民主规范化。文家市镇“屋场自治”持续推进的原动力在于“自动”,关键在于“民主”。从当前群众日益凸显的自我意识来看,他们从心理上迫切需要“发声”的渠道和“表达”的空间,需要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民主形式。屋场自治的运行模式恰恰抓住了“民主”的灵魂,针对人们生活生产各个环节的因素,设计了一套详细的问卷,再以“几上几下”的形式通过户主会议、分批走访、调查讨论后再分类集中,把屋场群众的意愿、党委政府的要求和法律制度的规章有效对接起来,集中成为一套完整的屋场自治章程,指导屋场群众的一言一行。实践证明,屋场自治模式凸显了其他行政手段不可替代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是当前还原管理主体、具化民主权利 、下移工作重心的有效捷径。 　　三、宗族组织与乡村善治的相融性 　　(一)乡村善治的内涵。在政治学视域内,“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2)在现代民主社会中,许多领域是政府行为所不能干预的,但善治的适用范围更大,因而,小到公司、社区、职业社团、农村屋场等民间组织,大到国际社会等诸多领域都以达到善治作为自我治理的目标。乡村治理的目标模式就是乡村善治,核心观点是呼唤公民价值的回归,彰显社会自治的能力和要求。(3) 　　(二)引导宗族组织有序发展,有利于培育乡村善治需要的民主氛围和公民意识。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