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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莺莺传忍情议论另一种解读 　　内容提要：《莺莺传》中张生的“忍情”议论文字，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家和评论者们那里多遭非议，他们大都从道德评判的角度批评张生用封建的伦理道德为自己始乱终弃的卑鄙行为辩解。而本文认为这段文字昭示了爱情毁灭后的危害，从而来批判堕落的世风和人心。 　　关键词：《莺莺传》　“忍情”　爱情悲剧　批判 　　[中图分类号]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12010)03-0192-02 　　 　　元稹的《莺莺传》自问世以来，被千百年的读者广为阅读。在读者群中，自然不会少了文学史家、小说史家。文学史家开始涉足于古典小说的研究，鲁迅先生当属前锋。他1920年8月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1924年6月正式出版《中国小说史略》，打破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一举奠定了中国小说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格局。《莺莺传》进入了《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先生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鲁迅先生接受了宋代王性之、赵德麟提出的张生为元稹自寓的说法，成为权威观点。同时，鲁迅先生指出元稹《莺莺传》中张生的议论文字是“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这种从道德标准评价《莺莺传》的思路，又成为后继的研究者们立论的切人点。20世纪的几部颇具影响的文学史皆是如此。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张生那种始乱终弃的卑鄙行为，正反映出那种热心富贵功名，玩弄爱情的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但由于传中所写的张生行径，含有着作者自己的经历，因而作者对张生的‘忍情’采取了赞美、肯定的态度，并称之为‘善补过者’，这就大大地削弱了作品后半部的思想意义，并显示出作者灵魂深处的虚伪和自私。”上世纪60年代初，由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余冠英等十八位学者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对《莺莺传》做了这样的批评：“男主角张生，却是一个必须受到批判的人物。他对莺莺并没有真实深厚的爱情，他追求莺莺只是被她的美丽所动心，并且他又站在封建士大夫观点上把美丽的莺莺视为‘尤物’。因此，他不仅‘始乱之，终弃之’，而且还对自己的‘忍情’感到洋洋得意。张生是一个玩弄女性而不以为耻的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可是，作者却对这一人物抱有肯定的态度，并且以赞赏的笔调去写他的‘善补过’。这反映出作者的思想中存在着浓重的封建意识。因此造成整个作品前后分裂的现象，致使作品的后一部分完全失去光彩。”稍后，游国恩等四教授的《中国文学史》中说：“至于张生，只是一个玩弄女性而毫无羞愧的封建文人。他对莺莺始乱终弃，是封建制度下醉心于功名富贵的士子的真实写照。作者对他的卑劣行径，非但不加指斥。而且从封建的道德规范出发，赞许他为‘善补过者’，这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严重的封建思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重写文学史”的呼吁中出现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从“人性的分裂”的角度来批评《莺莺传》，说：“《莺莺传》其实很难简单地指为‘爱情小说’，张生对莺莺，只是把她看作一个具有诱惑性的‘尤物’，乃至‘妖孽’，始而为其美色所动，主动亲近，最终却为了自己利益将她抛弃，而这种行为在小说中竟被称颂为‘善补过’但另一方面，在发表伪善的议论的同时，作者毕竟还是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中彼此慕悦和自相结合的经过(这表明元稹对于其自身经历仍颇怀留恋)，……从结构上来说，后半篇不仅论述了莺莺的长信，还穿插了杨巨源和作者本人的诗歌及张生‘忍情’的议论等，也显得松散累赘，而这主要还不是 　　《莺莺传》是一个典型的爱情悲剧，故事被安排在远离尘嚣、且最具兼容的普救寺。普救寺不但是爱情故事的真实环境，而且具有符号意义，因为寺庙里“能集聚很多人，上上下下各种人，使纷繁的信息以及山此而来的活动有了非常方便的场所。”在普牧寺中，张生、崔莺莺；崔母、红娘、贼人、蒲将等各色人都可以汇集于此。张生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只能萌发在这里，因为，普救寺的环境使得具体的礼法变得薄弱。离开普救寺，崔莺莺的爱情之花随着张生的移情他顾而枯萎。作为符号意义的普救寺，又象征或影射着中唐社会。中唐社会又何尝不是一座大普救寺?既有繁花似锦的金玉美食，也钉灿烂争极后的靡烂，既有新兴下层士子的进取精神，义仃“意气由来排灌夫”的政治黑暗，既有信奉“文以载道”的振振有辞，又有“愿作鸳鸯不羡仙”的醉生梦死李洋厚《美的历程》中说：“从中唐以来，一个深刻的矛盾在酝酿”中唐这个大普救寺，已经变得毫无秩序了。元稹的《叙诗寄乐天书》写道：“时贞六十年已后，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务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过。阃节将动卜余年不许朝觐，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将豪座复之处，因丧负众，横相贼杀，告变骆驿。使者迭窥，旋以状闻天予曰，某邑将某能遏乱，乱众宁附，愿为帅名为众情，其实逼诈，因而可之者义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