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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如何回应民意一种法学方法论上解决方案 　　内容提要 围绕司法与民意的讨论,目前各界存在原因认知、概念认知、价值认知上的观点错位,影响民众对司法回应的肯定。作为法律适用机关的法院在回应民意上具有不同于政治机关的特点,必须以一种理性、中立的态度审慎地回应民意,做到有理有节、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回应过程中,应当根据民意的特点着重处理法意与民意、社会民意与权力意志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为此,必须在回应民意的时机选择与方法操作上遵循司法活动的基本规律。通过认定疑难案件的程序操作,使得外在的民意得以稳定化,以程序阻隔“舆论暴力”;通过法律论证的操作,以普遍化、一致性与融贯性三原则检验与提升民意本身的合理性程度,以方法压缩个人恣意。法院的回应是对成熟且理性的民意的回应,建立在个案基础上的回应能逐步挽回民众对法院的信任。 　　关键词 法院与民意 个案回应 疑难案件 法学方法 　　 　　作者褚国建,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讲师。(杭州 310018) 　　 　　一、法院回应民意的观念前提 　　 　　1.现有争议的梳理:二元观察视角与三重认知错位 　　当前围绕司法与民意关系的理论纷争,看似思绪千头、难辨其综,然而归结到一点,无非是司法应当如何对待民意、以挽回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问题。正反两方的意见,表面上看是基本价值立场的分立:前者诉诸“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或者提倡执法为公、司法为民或者要求司法主动吸纳民意;后者诉诸依法治国、司法独立,要求司法“下与民意保持距离、上与权力保持距离”,其实是观察视角的问题、是整体的回应与个案的回应问题。在笔者看来,司法与民意关系的关键点,不是在指导思想或者制度安排上坚持何种基本理念的问题(因为在整体回应的层面,无论是主权在民对依法治国,抑或是司法民主化对司法职业化均是可以辨证统一而非只能对立相反??①),而是法官在个案审判中应当如何回应民意的问题,简单说是一个个案回应的方法论问题。 　　为什么将司法与民意的问题定位在个案回应方法上,而不是聚讼纷争的整体价值安置上呢?现实中表现出来的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如此紧张(有学者称之为“民意围攻司法”),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方法问题吗?对此疑问,笔者认为十分有必要进一步厘清笼罩在司法与民意议题上的若干认知错位,它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原因认知的错位。司法制度的内在缺陷与司法运行的腐败横行是造成民众不信赖司法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现有的社会矛盾解决机制运行不畅,导致社会不满集中涌向作为社会正义之最后防线的法院才是司法与民意关系紧张化的基本发生机理。因此,在法院回应民意的同时,重构社会资源与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机制、完善国家制度下的整体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司法与民意的外围工程,同时也是根本所在,但是这项工程并非是目前的人民司法机关所能承担的。以目前的国情,外围工程的推进必然是带有全局性与渐进性的,牵涉根本的价值判断,人民司法应将自身的努力定位于现有框架内的政策执行。(2)概念认知的错位。对于司法一词的理解,民间、政府与学界存在很大差异,使得人们对于目前司法形势与应有对策的判断很难形成共识。所谓司法,法学界一般以法律适用理解之,司法机关即为法院与检察院;然而民众与政府的理解,却是直观而广义的,结合了法律适用与政治服务的功能,司法机关即政法机关,包含公、检、法三家及党的纪律检查系统。这一概念认知错位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会对法律学者们的理论言说与政策建议心存不满。因此,司法与民意的课题在中国的语境里必须被转化为两种机关(法律机关与政治机关)如何对待民意的问题才有针对性。法律机关的个案回应具有间接性、消极性的特点,政治机关的回应则更为直接与主动,但具有同等的价值与意义。(3)价值认知的错位。对民意之价值合理性的判断,民主主义与职业主义的学者间存在不同的认知。前者认同民意的价值合理性,认为民意代表着公共意见,身为国家机关的司法系统必须予以尊重,但是具体到尊重的方法则往往流于整体层面的制度规划与价值宣讲;后者并不否认人民的主权地位,但是对民意的非理性成分,特别是“民意暴政”的历史宿业则抱有警惕之心,认为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以程序化的机制适度回应之。??②学界目前正是由于游移于上述二元观察视角与三重认知立场而致群体性“心神不定”,而无法提出具有针对性与实效性的对策思路。 　　2.法院个案回应民意的难点与焦点:疑难案件 　　法院以个案裁判的形式回应民意,目前面临的主要难点可以总结为两个层面: 　　(1)如何处理以法律形式表现的间接民意与以舆论形式体现的直接民意间的冲突问题。法律由人民之代表制定,具有间接民意的属性,而现实的民意一般直接体现为社会舆论,那么,作为法律适用机关的法院究竟是应当依法裁判还是依舆论裁判呢?这个问题表面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