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索引崇拜――科研评价罂粟花.docVIP

洋索引崇拜――科研评价罂粟花 　　由高校排名引发的洋索引崇拜热不但由重点高校蔓延到一般高校，而且正在由普通高校向党校扩散。一些党校在科研工作管理制度中规定，被SCI、EI、ISTP、ISR、SSCI检索的文章均按一级奖励标准奖励。显然，听任这种盲目崇洋现象发展泛滥下去，必将对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 　　首先，把洋索引作为评价科研成果的标准根本违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充分运用国内外各种索引来检索所需信息，了解和掌握国内外科研新成果、新动态、新思维、新方法，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对于开拓我国科学和教育人员的视野、提高科教水平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但是，利用洋索引为教研服务和把洋索引作为评价标准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必须把二者根本区别开来。任何索引都只是检索工具，不是也不应当作为评价科研成果水平的标准。从“两弹一星”到“人造太阳”，从杂交水稻到纯IPV6，我国所有重大科技成果都不是洋索引“评”出来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不是其“评”出来的，世界上一切科学发展无不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客观规律。美国《科学》、英国《自然》等国际顶级权威期刊频频曝出论文造假丑闻则从反面证明了任何刊物都不能作为评价事物真理性的“标准”。事实上，洋索引原本只是为了给图书馆采购图书提供信息服务的，把这些用于商业目的的检索期刊奉为科研成果评价标准迎合了我国学界“惰政”的需要，是寄生于科研成果官员行政化评价制度的异化结果。任何科研成果的价值在于成果本身的创新性、先进性、效用性和现实性。检验科研成果真理性的标准只能是科学实验等社会实践。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同样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是否定还是坚持洋索引崇拜，是坚持还是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阵地和增强党性锻炼熔炉的党校，居然也加入到洋索引崇拜的“盲流”中来。这说明在某些党校领导的头脑里已经淡忘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其次，把洋索引作为评价科研成果的标准不利于贯彻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①但是，迷信是创新的天敌。洋索引崇拜使人们陷入盲目崇洋之中，扼杀人们的自主创新精神，不利于树立和增强民族自信以举全国之力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其结果将使我们在科学技术上习惯于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不利于实现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自主性突破和跨越式发展；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习惯于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观察和评价事物，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阻力重重。因此，应当破除包括洋索引崇拜在内的各种迷信，极大地增强民族自信，激发全民族的自主创新精神。 　　洋索引崇拜扭曲了评价机制。刊物的级别或者权威性与其刊载的文章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正比关系，把前者作为后者的评判标准有可能造成误判，给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严重的伤害。例如，罗巴切夫斯基创立的非欧几何学，其奠基性著作《几何学原理》只是发表在《喀山大学通报》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也只是发表在德国的《物理学记事》上，2006年菲尔茨奖得主佩雷尔曼破解庞加莱猜想的获奖论文更只是发表在被我国学界视为“不人流”的互联网上。严重的是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果遭到同时代学界权威的否定甚至引来潮水般的抨击和批评。例如彼得堡科学院负责评审《几何学原理》的著名数学家奥斯特罗格拉茨的评审结论是“这部著作谬误连篇”。权威的否定严重阻碍了非欧几何学的发展，使这一新的学科“尘封”了42年，直到罗巴切夫斯基死后12年才得到学界的承认和深入研究。布鲁诺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决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更是权威压制和蹂躏科学的典型，它严重地摧残了天文学和哲学的发展。韩国黄禹锡事件则是把权威性等同为真理性的当代经典，韩国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资金和信誉代价，我们应当引以为鉴。近20年来卷入科学造假事件的，大多数是世界级著名期刊和著名大学的科学家，这一“权威异化”现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警惕。当前，对我国来说，扭曲的评价结果将直接造成我国稀缺的教研资源错配，严重影响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 　　被视为衡量论文质量水平高低的引用率或被引用率，其实质是吸引“眼球”数量的多少，以其作为评价事物价值的标准在市场经济中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这就是所谓“眼球经济”。正因为如此，布拉德福的索引学受到图书业界的欢迎。但是，把这种商业模式照搬到科学领域里来则是一种谬误，因为科研规律和科研成果的价值不同于商业规律和商品价值。科研的灵魂是创新，这就要求科研人员要避开多数人的“眼球”另辟蹊径，只有那些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