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江古商城商业经营和管理模式人类学考察.docVIP

洪江古商城商业经营和管理模式人类学考察 　　摘要：洪江最初乃名不经传的湘西南边陲小城，却在清末民初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大西南著名的贸易周转城市。个中缘由虽然离不开动荡的社会整体环境，给偏远山区的民族工商业带来的短暂的自由生长期，但更多的是洪江商人自发组成的民间商会自治组织，在商业经营和管理模式上的创新。文章通过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洪江古商城，研究偏远的民族地区因区域行政体系的薄弱和地貌的限制而采取新的商业经营和管理模式的可能性。 　　关键词：洪江古商城 洪商 企业管理 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F7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3-0177-02 　　洪江处沅水与巫水交汇处，上扼滇、黔、蜀之咽喉，下开洞庭、长江之航道，素有“滇黔门户，南楚咽喉”之称。洪江在历史上尽管从未成为过权力中心，然而由于繁荣的商业贸易，历朝历代的政府从未放弃在洪江设立税收征收机构。税收繁重且名目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清政府为筹集军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于咸丰五年（1855年）在洪江商城设湖南厘金局洪江分局，下置黔阳、河下、渔梁、大湾塘、滩头五个关卡，专收土货、百货的过道和落地厘税。厘金名目繁多，光故名的名目便有坐厘、货厘、统税、统捐、畅销税、落地税等六种，而实际征收的厘金远超固定的百分之一的征收标准，是封建政权敛财的工具。直到1933年，民国政府财政部颁布《划分国税、地方税法案》，裁撤厘金局，改征货物统税，使税收的征收逐渐从封建时代的“捐”向资本主义性质的“税”转变，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征税标准有很大的随意性，是禁锢洪江工商业发展的枷锁。 　　一、从“行业公会”到“商会”，洪商自我管理组织的进化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官府机构很少直接参与到商业事务管理。同时，受儒家思想“以礼治国”观念的影响，商业事务中的矛盾纠纷大多借助伦理道德或者行业约定来解决，历朝历代的法律中很少有保护商业经营的规定，这就导致不被统治阶级重视的商业事务往往由会馆、行业工会等民间自发组织来依照约定的规程处理。 　　洪江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商城，移民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份。为联络宗族情谊、维护同乡利益，便结成商帮。商帮之间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调解矛盾纠纷，形成一个各自为帮且又联系紧密的所谓“五府十八帮”商业组织。各地商帮为处理帮内各项事宜，负责协调会馆所属行业的商务和官方交往而建立的办公场所称为“会馆”，主要有江西会馆、徽州会馆、福建会馆、黄州会馆、宝庆会馆、辰沅会馆、七属会馆、贵州会馆、湘乡会馆这“十大会馆”，古商城内的商业组织几乎皆属“十大会馆”领导。行业公会通过严格的行规来限制行业内的恶性竞争，对于各行业的经营场所有着明确的划分，如木行设于犁头嘴河边，便于接待木客，照管木排；堡子坳、老街则是手工业者的行业街道。在清朝至民国时期，洪江商业贸易主要由会馆和行业公会来管理，即便是作为政府管理机构的保甲局以及镇公所想要插手商业，也必须依赖会馆和行业公会才能顺利实现。会馆和行业公会在地域外来势力入侵，协调官府与商人间的矛盾纠纷，以及保护行业内群体的利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会馆和行业公会是封建社会的小商品生产和经营者为防范外来竞争、保护团体内部利益的商业组织，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随着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快速流通，这种带有地域歧视的封闭的行业组织的消极作用越发凸显，这才有洪江商会的出现。 　　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地域狭窄的洪江地区成为封建政权和国民政府统治的虚空地带，商人自发组成的民间自治组织发挥着管理工商业经营、保护和促进区域经济活动政策展开的智能，清朝中后期陆续出现以保护同乡利益而建立的商会馆。各类民间自治组织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教育，使得各类行业行为规范化、管理自律化、操作市场化以及经济自主化，营造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抵制国家行政管制给商业经营活动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近代企业管理制度和品牌意识初露端倪 　　随着西方企业制度流入中国，洪江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开始采用近代的公司管理制度，其中最为典型的就属洪江较大的油号（如徐荣昌、庆元丰等）。各大油号由资本家和工厂主出资建厂，工头组织生产活动，雇请管事先生（经理）和管账先生（会计）协助其处理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并雇有专职质检员，旧称“签字客”负责对洪油榨炼质量的监督检查和评级定价。榨坊内还设有“掌庄师”，负责配料、熬炼、装桶等操作技术的指导。私营股份企业则设董事会，董事会再聘任厂长或经理，以及技师、总务主任等，负责主持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洪江每家木行都拥有如同印章般凿刻在自家经营的圆木上的古怪的文字，并标明木材的产地和材质，这就是木行的“斧记”，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