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一只戴红袖标狗时代特征.docVIP

浅析一只戴红袖标狗时代特征 　　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再造，同时也是对一个民族心灵史的记录。因此，我们能够从特定作家或特定作品中感受到鲜明的时代特征，不仅那些以现实批判为主要特征的作品是如此，即使对现实社会的折射作品也是如此。从形式上看，《一只戴红袖标的狗》篇幅较为短小，其对生命张力的关照超越了同类型的其他作品，因而短小之中不乏大气，能负载更大的思想内容。从内容上看，《一只戴红袖标的狗》以散点透视特殊时代来集纳承载“文化反思”。因此，我们在这篇小说中既能感受到历史的纵深突进和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宏阔空间；又间或能够感受到剪辑断面，以逻辑建构烛照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历的特殊岁月的“时代特征”。 　　一、以“红袖标”为焦点的民族特征 　　在新中国近代历史上那个特殊的时代，“红袖标”曾经承载了全社会的精神信仰，也浓缩了这个社会的所有情感经历。在小说《一只戴红袖标的狗》中，作者以“红袖标”为焦点透视出一个社会的背影，将跌宕多姿的文化史简化为心灵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对应关系：开放、进取、强悍、健全的民族人格对应着中华文化中的积极元素，而保守、退避、欺弱、谄媚的民族精神对应着文化的整体衰落。在小说中彰显中华文化积极元素与消极元素的载体被作者聚焦在狗身上的“红袖标”。一只极为普通的狗，当它被某个人看中之后，旋即受到所有人的广泛关注，成为了整个公社的“明星”。 　　……刘玉田说话，虽然对人越是鼻孔朝着天，唾沫星子四处飞溅，好像一只大喷壶，但他对姚越是摇尾乞怜，竭尽吹拍溜舔之能事。当下，姚梓富要他去弄一块牌子来给狗戴，他连连道着“是”，刚走出门，却又返回来了。刘玉田说，姚主任，挂牌子，合适吗？您想，把您的大名挂狗身上……姚梓富一顿，笑了。姚说，我就是要看看你的心机，看你怎样处理这事！刘玉田说，依我看，不如给狗也戴上一条红袖标，红袖标比什么不抗门势？姚梓富正颔首微笑，刘玉田早取下自己臂上的红袖箍，给卫彪戴到脖子上了。 　　当刘玉田将红袖标戴到卫彪的脖子上时，他所要表达的绝不是对一只狗的关心而已，这是对当权者的敬畏，是对权力的敬畏。我们看到的是掌握着特定时代话语权的精神人格在此定格，成为了这个时代精神的缩影。在中国社会，很少有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人士，因而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世人作为时代精神文化的传承者，虽然没有像领袖人物那样对社会起到直接推动作用，却在更深的文化层面上维系和拖曳着中华民族的古老灵魂，这是一种“文化的韧性”，无论社会怎样变迁，都将以不同的文化符号展现出来。 　　在小说《一只戴红袖标的狗》中，作者李亮巧妙地选取一只叫卫彪的狗作为这部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当读者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狗的身上时，眼前总是晃动着红色袖标――正是小说对于特定时代特征的最好体现。一方面，生活在极度贫乏的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必须面对现实的苦难和折磨，他们经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考验；另一方面，他们也渴望着寻找到现实世界的庇护者，于是“姚梓富”的狗成为他们唯一可以向“话语言说者”表达自我内心欲望的渠道。当狗的主人失去权势之后，狗也就失去了被呵护、被观照的“卖点”。在所有人的心中形成了心理的自我防御机制，无法解决现实的困难就去找寻属于自我麻醉、消极苟安的心灵慰藉，从而忘却了拯救自己和他人的精神责任。这种积久的“乐感文化”被普通民众接受，就沦为整个民族的“精神胜利法”，西方文化中那种“浮士德式”的不回避内心冲突，与现实生活的诸多困难永远斗争的形象在中国人的身上是不多见的。在这篇小说中，“红袖标”实则为社会上小人们提供了“历史的暗角”，他们在这里兴风作浪，就得益于回避冲突、寻找平衡的社会心理氛围。究其根源，这篇小说所描写的人物与表现的对象是中国社会中那些极为普通的人，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是男人和女人所生的、自然的生气勃勃的人，有血有肉的人”[1]。因此，透过这些人对卫彪的态度以及他们面对社会现实的媚颜，无一例外地彰显着特定社会对人性的拷问。 　　二、对待卫彪的态度与人类的心灵世界 　　作为认真、审慎对待社会现实问题的作家，我们在李亮的作品中不仅看到了他对于体现中国人特定时代精神诉求的“红袖标”的再创造，更应注意到他在对“精英文化”的剖析中涉及到了更为深层次的人类心灵世界，而这一切的切入点正是人们对待卫彪的不同态度。 　　果然，姚梓富调往县里的当天晚上，刘玉田就召集有关人员，成立了一个养狗小组，由他担任组长，进一步加强监护与饲养。接着又起草了一个养狗文件，内容包括，半个月内，要在全公社十八个生产大队做好宣传，让一万七千九百多名社员、学生、教员以及其他人等，依照相片认清卫彪。下一步，再宣传卫彪的光荣革命战斗史。为了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刘玉田进一步强调说，从某种角度上讲，对待卫彪的态度，就是对待姚主任的态度，或者干脆说，就是对待红色政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