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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反思 　　【摘要】该文对苏珊#8226;巴斯尼特和安德烈#8226;勒菲弗尔在翻译研究的地位和《文化构建》一书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对翻译的交际功能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得翻译的文化转向成为必然；文化转向下对译者策略提出新的要求；针对当下存在的相对的两方面观点质疑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的发展前景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文化转向；文化构建；译者策略；本体论 　　 　　译学研究是目前发展最快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之一。《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文集》(Bassnett Lefevere,1998)是苏珊#8226;巴斯尼特和安德烈#8226;勒菲弗尔于1998年合出的一本关于文学翻译中文化转向的一本集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们是文学“操纵派”的代表人物，主张翻译不是一门次要的、派生的学科，而是一门文学研究的主要工具。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当许多学者正缓慢地向着文化转向迈进时，苏珊#8226;巴斯尼特和安德烈#8226;勒菲弗尔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担当了领头羊的重要角色，强烈主张把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更为紧密地结合。埃德温#8226;根茨勒在该书序言中对两位对翻译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做出了高度评价：“他们在翻译跻身于学术领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超过同领域其他学者；他们也不断构建翻译领域内部和翻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桥梁，一直走在这门新兴学科发展和革新的前列。”(Bassnett Lefevere,1998：ix-xxi) 　　《文化构建》一书包括苏珊#8226;巴斯尼特和安德烈#8226;勒菲弗尔的文论和主要思想。全书包括二人合写的前言和八个章节，其中包括安德烈#8226;勒菲弗尔撰写的第一章“中国和西方对于翻译的思考”、第三章“翻译实践和文化资本的流通：一些英译叙事诗”、 第五章“类比之门：英译的《卡勒瓦拉》”、在第七章“归化贝尔特#8226;布莱希特”，以及巴斯尼特撰写的第二章 “何时翻译不成其为翻译”、第四章“移植种子：诗歌和翻译”、第六章“仍被困于迷宫之中：对于翻译与戏剧的进一步思索”和最后一章“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二人的作品在该文集中互为参差、互为补充，是难得的集众多翻译研究于一体的文论集：其中包括了中西译论、可译性的限度、翻译何时不成其为翻译、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等方面；有的论文还针对一定体裁，如戏剧翻译、诗歌翻译；有的重在个案研究，讨论了维吉尔、布莱希特等人作品英译后的境遇等问题。埃德温#8226;根茨勒教授为该书集撰写了精妙绝伦的前言。 　　笔者拜读完此书，受益匪浅，感触颇多，对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产生了些许思索： 　　 　　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必然 　　 　　 在笔者看来，翻译研究走向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的必然趋势，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即翻译的实质功能和现在全球化发展的普遍趋势。首先，翻译的交际功能决定了翻译的文化走向。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沃尔弗拉姆#8226;威尔斯指出翻译是不同语言间交流的一种现代方式。交流的涵义是极其广泛的，不仅仅包括对于源语字面内容的信息传达，同时包括了源语的文化氛围，即经济、政治、军事、历史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 　　 其次，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也使得文化成为了各民族交流的重中之重，翻译也不免要进行研究策略的改变，以适应时代发展。“在一个‘文化’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全球化时代，翻译更是难以摆脱‘文化’的阴影了。”（王宁，2005: 7-11）在全球化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各民族需要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之中，彰显自己的文化，促使自我文化的国际出现和增进自己文化在国际舞台中的权力，从而要求翻译更加突出地传达如民族史诗般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之内涵。 　　 　　二、“文化转向”下的译者策略 　　 　　 巴斯尼特和勒菲弗尔提出了三种翻译模式：贺瑞斯模式，强调译者偏向忠实于目的语读者群体；杰罗姆模式，强调译者忠实于源语文本；施莱尔马赫模式，强调针对目的语读者而保存源语文化的异质。巴斯尼特和勒菲弗尔的多重模式对于不同时期在不同文化中的研究翻译非常有效。那么在“文化转向”之下，译者又该采取什么策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是否应该走出对原作内容的传达而趋向于充当“文化掮客”呢？还是为凸现本民族文化而对原作进行归化，解构之后再重构呢？或者说译者应该是采取归化策略还是异化策略？这样古老的命题与疑惑实在源远流长。 　　 笔者认为应该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翻译意图和具体文本来确定翻译中对文化参数的保存度，从而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例如，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先生的译文，那些看上去有些别扭的句式和异味的文化词汇给人印象实在深刻，台湾某大家曾宣言说鲁迅先生的作品文法不通，根本不是合法的中文，但是笔者却认为，鲁迅先生是为了能为那时闭塞、封建的中国社会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