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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理论在传播学视阈下研究进路 　　摘要 西方哲学中关于对话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可谓成果颇丰，已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理论谱系图。布伯的“关系对话说”、巴赫金的“语言哲学对话”、伯姆的“对话创新论”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成果。我国传播学中对话理论的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研究成果集中在对话理论与传播理论对接；大众传播中的对话理论的运用；对话理论对新媒体传播的启示以及人际传播中对话思想的实现等四个方面。 　　关键词 大众传播；新媒体；人际传播；传播理论；对话理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张博，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44；上海会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200444 　　现代世界流行着两种传播样式。一种表现为“自我中心的谈话”，另一种为“以讯息中心的传播”。前者被思想家们称作“心灵的独自”，后者为“技术的独白”，它们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传播问题的主要症结。对话思想能够扭转单向传播的局面，又可以弥补信息为中心的不足，为传播加入了情感和思想两个维度。在探讨传播学如何走出大众传播阴影的过程中，西方哲学中的对话理论思潮开始进入传播学者们的视野。传播学者不断受益于对话思想的滋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哲学催生了对话研究”，由于这些人都关注人类交流问题，并试图改善人的理解和传播实践，因此他们的“‘对话哲学’很容易就变成了‘传播’哲学”。 　　一、丰富的对话理论基础 　　对话理论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蕴含着丰富的传播学思想亟待挖掘。对话理论的萌生和发展是近代哲学转向的必然结果。在当代西方哲学领域，“对话”是一个始终受到关注的话题。对话理论的萌生和发展是近代西方哲学转向的必然结果。人类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的过程中经历了三次哲学意义上的转向。第一次转向从强调客观世界为第一性的主体论到以人为本的认识论，第二次是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最近一次是语言学向对话理论的转向。对话理论的发展蕴含着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体现了人类在寻求“存在是什么”这一基本命题中走过的从客体到主体再到主体间性的思想历程。对话理论可谓成果颇丰，胡塞尔的“主体间性”，齐美尔的“社交性”学说、海德格尔的“共在”、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布伯的“关系对话说”、巴赫金的“语言哲学对话”、伯姆的“对话创新论”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等哲学话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理论谱系图。但是其价值却远没有被挖掘出来。 　　西方对话理论的考察除了从哲学发展的进路进行轮廓叙述之外，不得不回到西方近代哲学致力解决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问题上。从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提出主客二元论之后，认识论和工具理性一直统御者哲学的发展。认识论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同一性，但对于如何认识意识世界之外的客观世界却倍感乏力。工具理论的极致发展则导致每个人都将自己视为中心，把自身以外的人和物都视为对象化的“物”，人的主体性不复存在。如何回归人的主体性成为近代哲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研究者们发现在物的依赖的社会，主体性无法通过人与物的关系确立，从而提出了主体间性的概念。主体间性实现的唯一方法既是对话。可见，对话理论是作为解决核心问题的手段提出的。这其中最为成熟的理论成果当属布伯的“关系对话”、巴赫金的“语言哲学对话”、伯姆的“对话创新论”。他们的学说也成为后续对话理论关注的焦点。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我与你》及其续篇《人与人之间》中，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关系”哲学以及他鲜明的对话思想。在布伯看来，对话就就是“人与人的相遇”，是“一种关系”。布伯把人和对象的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因果性目的性世界的“我一它”关系，而另外一种则是生命彼此交融的“你一我”关系。马丁?布伯的《我与你》开篇就提出了“双重的原初词”，即分别为“我一你”和“我一它”。“我一你”的关系称之为“对话”，是“我们与之相遇的世界”。“我一它”的关系称为独白，是“为我们所用的世界”。 　　巴赫金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伦理学、哲学人类学的建构，而贯穿其中的基本精神则是交往和对话的哲学精神。换句话说，元语言学话语理论，复调小说理论，狂欢化诗学，贯穿其中的中心思想是交往和对话的思想。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人的存在方式，指出：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我应先在自己身上找到他人，再在他人身上发现自己。他继而提出：对话不是维系关系的手段，对话就是关系本身。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 　　戴维?伯姆既是一位富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又是一位善于反思社会现实的人文思想家。他用所理解的“对话”来扩展人们对传播的认识。依旧从词源上开始追溯。他指出：“对话”（dialogue）来自希腊语词“dialogos”，“logos”的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