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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十年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思考 　　编者按:从1999年12月召开首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会议至今,已过10年时间。这是人类跨进新千年后的第一个10年。在这样的时刻,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做一次认真的回顾与思考,是十分必要的。本刊作为首届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讨会的积极支持者与参与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该领域的研究。因此,本刊特约国内具有较大影响的学者撰写这组笔谈,从不同的角度对近十年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情况进行评析。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1―0183―06 　　 　　过去的10年,在我国文化史、文物考古史上,堪称收获极为丰硕的10年,它延续了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古代文献大量出土的势头,带给人们一次又一次的惊喜。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古代文献出土,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一批古代典籍,主要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简帛古籍。虽然这些典籍中有大量先秦的著作,但由于墓葬时间多为西汉早期,因而对其成书时间难以准确界定。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湖南慈利石坂村楚简、湖北荆州的包山楚简、湖北荆门的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的战国楚竹书,大开人们的视野,将我国古代典籍埋藏的年代下限提前至战国中后期。 　　第三个时期为进入新世纪后的10年。这10年的最重要发现是湖南湘西的里耶秦简、湖南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以及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简。这10年的发现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数量众多。过去简帛的发现,一次能够出土几百枚的,已算是大批出土了;而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一次就出土十余万枚,里耶秦简也有一万余枚,清华简则有2388枚。这样大批量的出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二是填补空白。秦世不文,原来发现的秦简也数量有限;而一万余枚的里耶秦简,可以使我们对这个文化专制的时代有更多的实际感受。这几批简牍的出土,使我国简帛使用的年代从先秦至三国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当然,中国使用简帛为书写文字的载体时间更早,夏商两代均“有典有册”,我们可以期待将来会有更早期的简牍出现。三是这批典籍对中国文化研究尤为重要,尤其是清华简。当然,不论秦简、汉简还是战国简,埋藏于地下两千多年的古代典籍出土,本身就是异常难得,因而都是十分珍贵的。但是,如果仅有前40年出土的资料,学术界同仁依然感到遗憾。因为,对中国文化研究而言,最重要的一部古籍《尚书》还未露面,因而有的学者在著作中充满期待地希望能够早一日见到竹简《尚书》,因为这是古代文化的“龙头”。清华简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2388枚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刚刚整理发表的《保训》篇,保存周文王对武王的临终遗诫;同时出现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自周初至战国前期的历史,时间跨度达七百年之久,其意义更是不言自明的。 　　随着大批古代典籍的问世,最近十年的相关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1年底,随着上博简第一批整理出版,《孔子诗论》立即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至今,这批简文已出版七批。其丰富的内容,自然引起学术界各领域学者的普遍关注。十年来,以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史、政治思想史、法律、方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论文和著作也纷纷出现,这自然是十分可喜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这里特别关注的是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首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召开时,我们深感当时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诸多学者,对新出土的大量古代文献资料知之甚少、研究相对薄弱、研究理念也相对滞后,因此希望通过那次会议加以提倡和促进。 　　在本次会议之后的10年间,我们高兴地看到,关心这一领域研究的人群越来越多,关注面也越来越广。从申报的各级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中,都可以看到与这一领域相关的研究项目。我们的文学史著作已经较多地关注和利用出土文献所提供的新资料来加以论述。就连再版的文学史专著,如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在2002年的修订本中“适当增加对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和学术新成果新进展的介绍”。同时,已有部分利用出土文献资料研究中国文学各领域的学术专著相继出版,其内容的涵盖面很广。至于学术论文,其数量就更为可观的了。这种局面,显示了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已经能够比较自觉地运用最新的前沿成果来从事本领域的研究。 　　但是,也必须看到,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值得进一步重视和讨论的问题。尤其是在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上,究竟应当继承上世纪20年代顾颉刚等以“疑古”为出发点的“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呢?还是按李学勤先生的观点,继承王国维所提倡的以“二重证据法”来研究中国文化的研究方法,从而真正“走出疑古的时代”?出土文献资料能否重新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