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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教育专业教育学教材建设30年反思 　　[摘要]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历经30年，可分为恢复学科地位、初步探索、反思与总结、深化与创新四个阶段，初步构建了教育学教材的知识体系，形成了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多版本教育学教材存在的格局，也出现了一些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学教材体系。正确处理教育学的课程目标定位问题、确定其学科性质、明确教材体系是什么形态、澄清概念、密切关注教育实践、注重知识体系的逻辑性、建立理论研究和实践验证良性互动机制是加快教育学教材建设科学化进程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教师教育；教育学；教材建设；经验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09)05-0085-07 　　 　　“教育学”作为一门课程的开设是与教师教育(原师范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在中国，“教育学”作为教师教育的一门特色课程，一开始就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其沿革历程可概括为：学习日本――学习美欧――学习苏联――创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体系四个阶段。1978年以来，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教师教育专业的公共教育学教材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反思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是保证“教育学”教材建设不断科学化的重要途径。 　　 　　一、教育学教材建设30年的历程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教育学教材建设，其历程大体上经过了四个阶段： 　　1，恢复学科地位阶段(1978～1982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经过两年的“拨乱反正”，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中国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以及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开课的需要，教育学开始恢复其学科地位。早在1978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研究室就分四个分册编写了《教育学讲授提纲》(征求意见稿)；“文革”前由刘佛年教授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于1979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198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华中师范学院等五院校编写的《教育学》(1982年修改后出第2版、1999年出版第3版)，其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教育学》教材。如，刘寿祺的《教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秦和鸣的《教育学浅说》(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顾明远等主编的《教育学》(中师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其中，以五院校编写的《教育学》影响最大，该书出版发行200多万册。 　　2，初步探索阶段(1983～1989年) 　　随着教育学学科地位的恢复，人们逐渐把研究方向转移到教育学的自身建设上来，开始对教育学教材建设的科学性和中国化问题进行探索。首先是重新评价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批判教育学“旧”体系的弊端，对传统教育学进行反思。其次，大量翻译了一些国外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如苏联巴拉诺夫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哈尔拉莫夫的《教育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休金娜的《中小学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巴班斯基主编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等；美国奥恩斯坦的《美国教育学基础》(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范斯科德的《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日本大河内一男的《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85)和日本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的《现代教育学基础》(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等。这些国外教材的翻译与出版，对于我国学者反思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教材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此期内，我国学者又编写了一大批《教育学》教材，例如，唐文中等编的《教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孙喜亭等《简明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陈友松主编的《教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孙震等主编的《教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关达著《新编教育学》(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陈育辛主编的《教育学新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储培君等主编的《教育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湖南师大编《教育学》(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6)、常春元等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吴锡改主编的《教育学》(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睢文龙等主编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等。其中，以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写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影响最大、成果水平最高。这本教育学教材基本上奠定了中国教育学教材理论体系，它由学科论、教育基本原理、教学论、教育管理四大块组成。后来出版的大多数教育学教材没能超越这个模式，虽然这与编写者的主观愿望相违背，但确实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