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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察机关公正执法几点思考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行使国家法律监督权。国家设计法律监督权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受人民委托而从事国家事务的机关和职员,违背委托人的意志而谋取私利,办事不公,从而导致权力异化和腐败倾向,以确保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检察机关公正执法就是要在确保自身公正的同时,不断加大监督力度,监督纠正社会不公,辩证处理各种矛盾冲突,达到执法的统一正确行使,当好法律守护人。 　　 　　一、检察权在维护公正中的不足 　　 　　1、诉讼中裁量权运用不当,不能充分体现司法公正。突出表现为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人为设计一定的考评指标,如不捕率、不起诉率等超过一定的百分比作为减分项目,一方面,出现了部分案件受考评指标的引导,产生了同罪同行为而不同罚的结果,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造成了执法的不统一。另一方面,没有正确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不利于轻微犯罪的人早日回归社会,不利于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再者,由于不捕不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设法争取的司法的稀缺资源,容易造成司法腐败或社会对公正执法的质疑等负面影响,使检察执法权威受到挑战。 　　2、诉讼监督积极性不够,不能有效纠正执法不公。诉讼程序是为实体服务的,只有诉讼活动合法才能确保办案的公正,才能防止出现冤错案件。 　　客观上,当前诉讼活动监督存在如下不足之处:首先是监督的方式滞后、被动。如人民检察院通过审查逮捕方式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只是书面审查侦查部门报送的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反映侦查中有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如无明显证据,大多难以查实。其次是监督的效力不足。如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活动中侵犯人权的情况不易知悉,即使知悉也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当发现侦查部门在侦查中的活动不当,如存在一般的刑讯逼供违法行为时,人民检察院只能以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的方式要求侦查部门改正,如果被监督者对人民检察院的建议置之不理,作为监督者的人民检察院也无能为力。又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来的纠正意见不被接受的,由上级人民检察院通知同级公安机关督促下级公安机关纠正。但拒不纠正的,却没有明确的法律后果和制裁规范,使得实践中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效果大打折扣。在审判监督中同样存在如上问题。 　　主观上,诉讼监督不足表现为重办案轻监督,把公诉、批捕工作与诉讼监督割裂开来,不注重监督实效,只注重办案实绩,忽略履行诉讼监督职权。存在“三怕”思想及畏难情绪。有些干警对诉讼监督工作往往怕字当头。一怕伤感情,认为搞监督影响和其他部门的关系,因而对立案、侦查、审判、执法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和错误判决、裁定不敢纠正。二怕丢面子,这主要表现在审判监督的抗诉上,怕抗错了自己的脸面不好看,影响检察机关的威信。三怕惹麻烦,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畏难情绪表现在干警们认为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的监督缺乏具体规定,而监督工作本身就有阻力,难开展,所以缩手缩脚。 　　3、职务犯罪侦查突破能力不强 ,不能有效纠正社会不公。当前职务犯罪分子学识越来越高,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法律对程序公正的要求越来越严,言词证据多,书证物证少的案件特点及律师介入侦查的辩护权加大等侦查困境,与侦查手段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侦查中部分干警不能有效突破案件,特别是受贿等故意型渎职案件,容易出现以下两种不良情形:一是突破法律程序规定,如传唤十二小时限制,或打法律擦边球,如询问证人过程中(初查中的犯罪嫌疑人或污点证人身份都是证人),认为法律没有十二小时限制规定,从而长时间控制人,产生了证人不如犯罪嫌疑人自由的执法怪象,实质也是与立法精神相背,是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二是干脆对受贿等较难突破的案件敬而远之,以办理一些传统的贪污,挪用案件为主,造成了通过办案纠正社会不公的功能缺失。因为与贪污挪用案件相比,受贿等渎职型案件才是影响社会不公的主要案件,管人事的通过受贿使用人制度不公,管财物的通过受贿使资源分配不公,其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损害比贪挪等单纯侵财型犯罪更为直接,危害更大。 　　 　　二、检察权公正行使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辩证关系 　　 　　司法公正既是一种价值取向,又是一种执法准则。司法聚合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都包含着对某一社会公正原则的扭曲。因此,校正这种现象必须有公正的意识和公正的评价。[1]检察机关通过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纠正行政和审判违法行为,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冲突,以保障社会公正。 　　1、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是否有机统一。检察机关根本职能是保障国家法律的准确实施,促进公正价值观的实现。公正价值观不仅仅是制度理念上的抽象物,更是为社会公众感受的实在物。但制度层面上的法律规范转变成实际运作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