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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拜杜法案与中国高校技术转移再思考 　　摘要：美国《拜杜法案》自颁布实施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但随着专利改革实施的进展和专利产品成本控制的需求以及重新定位高校社会作用的倡导，对该法案引起的问题成为研究的一大反思。文章结合美国对实施《拜杜法案》的讨论，从公私利益矛盾、专利管理成本、实证数据的再分析、影响技术转移的其他因素以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五个方面探讨《拜杜法案》成果背后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我国类似的立法和技术转移活动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拜杜法案》；高校技术转移；公私利益；专利管理；转移渠道 　　中图分类号：D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10-0010-03 　　1 研究背景 　　《拜杜法案》（Bayh-DoleAct）是美国1980年颁布的《大学和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案》（University and Small Business Patent Procedures Act）的简称。其因对政府资助项目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制度的创新而备受盛赞。《拜杜法案》出台后，对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等诸多国家的立法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拜杜法案》颁布实施后，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褒贬不一。BIO调查显示，美国高校专利数目是法案出台前的10倍，产学研合作为国家经济贡献了1870亿美元，为GNP做出了4570亿美元的贡献。以高校科研成果为核心的6000多家新公司成立营业。但是也有反对意见认为，尽管数以万计的报告试图说明法案大大提高了政府资助研发成果的技术进步和商业转化，高校的角色定位以及技术的发展状况却已经颠覆了法案最初的立法目的。 　　目前，随着专利改革的进展和专利产品成本控制的需求，在美国国内，《拜杜法案》再次成为人们审视的对象，因其知识产权保护过度而非保护不足所致交易成本增长趋势日益明显。文章结合美国国内对实施《拜杜法案》的讨论，主要从公私利益矛盾、专利管理成本、实证数据的再分析、影响技术转移的其他因素以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五个方面探讨《拜杜法案》成果背后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我国类似的立法和技术转移活动起到全面的借鉴作用。 　　2 《拜杜法案》的五个问题反思 　　2.1 公私利益矛盾再思考 　　自立法之初，《拜杜法案》“双重征税”的问题就引起极大关注。纳税人认为将税收资助的科研成果商业化产出的产品再卖给纳税人，是“双重征税”。赞成者则认为，加速科研成果的私有化可以鼓励创新，为公众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同时基于技术转移而成立的公司提供了更多工作岗位。但是，赞成者的意见有时难以立足。以药品的研发和销售为例：政府资助研究推动了生物制药行业的发展，然而药品，尤其是新药品的价格居高不下，公众的薪水两次贡献给药品专利权人。 　　不难看出，《拜杜法案》内在的立法性质难以调和公私利益的矛盾。这和专利权通过设立保护期限来平衡公共利益和权利垄断的立法考虑如出一辙。《拜杜法案》的特殊性就在于其保护对象是政府资助的研发成果。由税收支持的国家财政资助的研究成果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本应由公众享受，《拜杜法案》却将专利权归属赋予高校及其研究人员并且允许其通过转让专利获取私人的经济利益。《拜杜法案》采取了“介入权”平衡公私利益。但是 “介入权”只有在企业未能有效实施专利或关系公众健康、国家安全的情形下才能启动，并不会干涉产品价格。《拜杜法案》无法解决专利许可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公共利益的价格问题。而且，立法后的三十年里，“介入权”从未真正执行过。 　　《拜杜法案》的立法考虑是，由于高校和企业怠于参与技术转移活动，国家才从法律层面通过权利和利益分配激励科研人员和私人企业进行技术转移。那些对于科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却缺乏短期商业价值的基础研究，企业只会避之不及。《拜杜法案》通过后，专利许可数量最多的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的前五项获利最高的专利，都来自生物医学或生物技术领域，均是所谓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研发成果，采用了非独占的授权方式进行技术转移。比如，由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共同所有的CohenBoyer基因专利，获得2.5亿美元专利使用费。不过，无论是否采取专利许可形式，都不会影响基因专利的商业化应用。事实似乎并没有验证《拜杜法案》通过提供专利权属促进商业化的立法目的。 　　这里有两种假设：第一种假设是，对于具有商业价值的政府资助研发的技术成果，即使是国家拥有专利所有权，也不会影响企业购买和实施专利的需求，由国家收取专利使用费，部分奖励给发明人，剩余部分留存做财政收入提供其他公共物品，这样无疑是公平的。国家需要做的是设立一个专门的专利技术转移部门。而对于那些缺少商业价值的基础研究，无论权利归属国家还是私人，似乎都难以促成技术转移。如此看来，《拜杜法案》只是提高了技术转移的效率，却难以实现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