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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职务犯罪案件抗诉难点及对策探讨 　　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维护司法公正的刚性手段。在司法实践中,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难度远远大于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导致了审判监督乏力。加大刑事审判监督力度,必须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抗诉监督的研究。 　　 　　 一、职务犯罪案件抗诉的难点分析 　　 　　(一)证据稳定性较差导致抗诉难。职务犯罪尤其是贿赂犯罪案件中的证据言词证据较多,稳定性差,证人和被告容易翻证、翻供,增加了抗诉的难度。 　　(二)犯罪形式和手段的复杂性导致抗诉难。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贿赂案件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复杂性,不仅证据稀少、取证困难,而且贿赂行为日益呈现出方式多样化、手段巧妙化、界限模糊化(合法与非法)的发展动态,表现为传统的直接收受财物贿赂与新型的变相贿赂相交织、物质性利益贿赂与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相交织、一事一贿的“现货”式贿赂与长期投资式的“期货”贿赂相交织,如:以投资分红、咨询费、顾问费、人情往来、虚假借贷、虚假赌博、提供会员卡、免费服务或旅游、以权易权互利互惠等方式掩盖贿赂的实质。基于这些情况,检、法之间在贿赂事实的认定上往往产生较大分歧,检察机关很难对这类贿赂犯罪的判决提出抗诉。 　　(三)法律与政策冲突导致抗诉难。职务犯罪的复杂性,法律、司法解释的原则性,政策的超前性和法律的滞后性,都给职务犯罪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带来了很多变数,大大增加了抗诉的难度。 　　(四)犯罪主体的复杂性导致抗诉难。在现实生活中,国有单位改制、股份制公司、独资与合伙经营、委托经营、承包经营、挂靠经营等日益普遍化,导致职工(包括领导干部)身份以及与单位的关系,随着经济主体的多元化而日益复杂化、自然人与“单位”的区别模糊化。这些,给犯罪主体界定提出了挑战。认定主体资格不同,不仅意味着管辖权不同、适用法律条款不同、涉及罪名不同,而且意味着罪与非罪的本质差异以及处罚轻重的不同。 　　(五)干扰因素较多导致抗诉难。这些干扰因素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职务犯罪嫌疑人普遍关系网复杂,反侦查能力和干扰能力强。职务犯罪的主体多是国家工作人员,许多人案发前担任着重要职务,大多背景深厚、关系复杂,一旦案发,求情的、打招呼的接踵而至。二是社会对腐败存在认识误区。包括:腐败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招商引资的敲门砖;腐败是改革开放的正常现象。甚至在官员阶层和司法界,对职务犯罪行为人普遍存在“轻处罚、给出路”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潜规则。三是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往往导致对职务犯罪行为人处罚过轻或过重,但检察机关往往保持沉默放弃抗诉和其他形式的监督。 　　(六)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抗诉难。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较大,一些司法解释进一步增加了量刑的灵活性,加之职务犯罪考虑的因素较多,缺乏操作性强的量刑规则,导致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检察机关缺乏抗诉的标准和依据。此外,对于适用缓刑过多,检察院虽然感到不妥但却无法提出异议。 　　(七)审判监督能力弱化导致抗诉难。一是重配合协调轻监督制约弱化抗诉。检、法两院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能,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但在实践中,两院之间存在重配合轻制约的一贯倾向,并把配合在较大程度上演化为个案协调,谁也不愿撕破脸皮。二是抗诉标准缺乏制约抗诉。我国刑诉法仅对抗诉作了原则性规定,高检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抗诉工作强化审判监督的若干意见》中明确了抗诉案件的几个条件,但对提起抗诉的证据标准、事实标准以及“正确适用法律”、“有抗诉必要”等规定仍然很笼统,没有形成操作性强的具体规定。三是监督能力不高懒于抗诉。目前,检察机关对抗诉尤其是对职务犯罪的抗诉,缺乏系统和有效的深入研究,一般只对非常明显的量刑畸轻畸重提出抗诉,其他案件则往往满足于有罪判决。 　　 　　二、对加大职务犯罪案件抗诉力度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和细化有关立法。立足点在于增强法律的明确性、操作性,减少法律歧义和漏洞,提高衡量法院判决是否恰当、检察院是否应该抗诉的可操作性。一是完善贿赂罪的构成要件。我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受贿罪;行贿罪要以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条件。在司法实践中,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谋取不正当利益”,一直是分歧很大的问题。建议修改刑法时取消这一条件,只要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就应认定为受贿;只要主动非法给予“不正当好处”,就可以认定为行贿。同时,建议将贿赂对象“财物”定义为“不正当好处”,以适应贿赂对象多样化、手段隐蔽化的实际情况。二是通过司法解释规范职务犯罪的主体资格。对同一主体在法律认定上的不同,往往关系到罪与非罪、处罚轻重。因此,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对职务犯罪的主体资格进行规范,减少认定偏差。三是规范司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