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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史中问题要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 　　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今天开幕了。这是一次检阅研究成果的年会，交流研究经验的年会，开展新的研究任务的年会，很有意义。我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向认真、勤奋研究国史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下面，我就研究国史谈一点体会。 　　新中国成立已经58年了，这是历经艰辛、很不平凡的58年，是在曲折中前进并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58年，是创造、积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经验的58年。这58年的历史需要深入研究、认真总结，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前进，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研究国史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58年的历史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探索中进行的，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是一穷二白的基础，既有工作好坏的得失，又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这就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现在有些人肆意歪曲新中国的历史，不仅否定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9年的历史，而且也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成就。他们攻击的矛头对着共产党、对着毛泽东、对着共和国。有人公开讲，“马列主义不灵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了”，甚至说“共产党没办什么好事”；有人公然写文章反对科学社会主义，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打着维护新中国、维护改革开放的旗号否定我们整个国家。这些问题是关系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刚才佳木和启华同志讲了，研究国史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又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关系着兴邦治国，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不仅历史的经验如此，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也是很生动、很现实的活教材。苏东剧变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2003年我到俄罗斯访问，同久加诺夫和其他一些俄共中央领导人座谈时，我提出一个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由渐变到突变、从量变到质变，那么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失败有什么轨迹可寻?久加诺夫和在座的俄共领导同志不假思索地回答：苏联的演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苏共二十大否定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不久又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给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他们说，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我们应当深思。 　　这次年会采取综述的做法，形式新颖，内容充实，是很成功的研究方法。研究国史、党史应当以事实为依据，把各种观点加以综合，反复分析、比较、鉴别，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今天参加大会的，我年龄最大。虽然长期是一般干部，在地方工作，对全局缺乏应有的了解，但新中国的历史毕竟是经历过的。我看了代表们提交的综述材料，比较系统，比较翔实，很受启发。新中国的前29年，全国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建设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但是也还存在许多问题。新中国运动很多，既有政治运动，又有经济运动，可以说各方面工作基本上是在运动中进行的，在运动中取得了胜利，也在运动中发生了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对每一重大运动、重大事件，我们都应当进行研究，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中得出正确结论，接受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如何评价毛主席，评价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评价每一次政治运动，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对发生的错误进行全面分析，科学总结，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否定一切。甚至歪曲、捏造事实，只能造成思想混乱，甚至带来严重恶果。例如镇反、肃反、反右、“四清”等等，都应实事求是地分析。有人说在“二十三条”之后的“四清”运动中，把大批农村干部打成了走资派。就我所在的地区来看， “二十三条”之后的“四清”要比第一期“四清”稳当、扎实，处理的人也少得多。对学大寨运动，有人说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农田水利建设破坏了生态环境。某些地方出现一些问题是事实，也很难免，但毛主席提倡的是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的革命精神，至于“大寨记工法”、“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是某些地区自己搞的。毛主席提出的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并且提出了包括水、肥、土在内的农业“八字”宪法，粮、棉、油在内的“十二字”综合发展要求，这是很科学、很辩证的。当时突出粮食这个重点是完全应该的，但不搞经济作物，不搞多种经营，不抓林牧副渔，不办社队企业，粮食也不可能上去。当年，我遇到过一件事，有个地委要从农村提拔一位女青年当县委副书记，群众编的顺口溜是：“俺村出了个穆桂英，拔了茄子又拔葱，连他二大爷的都敢拔，六亲不认。”我说，这样的青年，让她在下面好好锻炼锻炼。群众生活有困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