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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减刑假释法定条件反思 　　减刑、假释是我国的刑罚制度，也是刑罚执行制度。减刑是对已判决的部分罪犯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由人民法院依法适当减轻原判刑罚的一种行刑制度，是我国刑法的创制。假释制度在各国法律中无一定之规，但都是有条件提前释放。我国所谓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一定法定时间后，如果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经有关人民法院裁定可以附条件提前释放。 　　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减刑的适用大量而普遍，假释因为其法定条件的严苛而适用较少。作为一种刑罚的执行制度，假释与中国特色的减刑制度共同构筑了我国宽宥执刑罚的基本框架，但假释在实践中存在着明显的瓶颈，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减刑、假释制度。 　　 　　一、减刑、假释条件的比较 　　刑法第78条第1款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第2款规定，“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不能少于十二年”。第81条第1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第2款规定，“对于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的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减刑还是假释，“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是前提条件。但是，“不致再危害社会”不是减刑的必要条件，而是假释的必要条件。减刑的对象是所有的“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人员”；而假释的对象具有限定性，即假释对象具有否定的范围，“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的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二、假释对象的否定范围不合理性 　　从减刑和假释的实质比较看，减刑是一种比假释更进一步的奖励。我国刑法规定减刑的适用对象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对累犯和严重暴力犯罪分子也可适用减刑。假释对象把累犯和严重暴力犯罪分子也排除在外，与理不通。一般认为，累犯的再犯罪的可能性大，严重暴力犯罪分子人身危害性就大。但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既然能够是给他们减刑的理由，也没有更强理由对累犯“不得假释”。 　　尽管世界立法例中不乏类似我国刑法不适用假释的规定，但是我们还必须清楚：他们没有减刑制度，假释是“外国的旗袍”。欧美国家的假释，犹如我国刑罚执行中减刑一样具有普遍性。我国假释制度承继了西方刑罚制度中假释制度的衣钵，实际上没有理清这一制度是否符合国民的情感因素和认同度。 　　严苛的假释条件导致减刑多而假释少。“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完全是减刑的条件要求，监管改造机关对于符合这种情况的，就会呈报减刑，不必呈报假释。而“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作为判断对劳动改造中的犯罪分子实行假释的必要条件，十分严苛的理想化前提条件。假释的这一条件，监狱对呈报减刑大量使用、一次性使用、对无期徒刑个体案犯多次使用，而不是呈报假释；即使呈报，有关中级、高级人民法院也采取审慎的态度。从减刑、假释的实践看，对于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减刑，绝大多是过半后一次性减刑、假释，并且减刑的占95%以上。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可能要经过多次减刑。由于我国没有构建起有效的社区矫正体系，这也是监狱不愿意呈报假释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出台一套适用于假释犯社区管理、矫正的配套措施，如设定假释犯为社区定期服务义务、实行属地管辖的社区化管理模式、缴纳保证金、建立人保制度、相应的学习制度、考察制度等。 　　至于“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刑法关于假释执行刑期的限制的假释案件，一般是基于政治的需要的个别案件而给予犯罪分子假释。此类可算得上凤毛麟角，且条件更严格、范围更小，没有多少可以探讨的价值。 　　 　　三、重构减刑、假释法定条件的必要性 　　我国刑罚目的要求刑罚执行同时具备惩罚性、教育性和社会防卫性，以达到教育、改造罪犯的目的。 　　(一)减刑、假释制度的价值地位。减刑的结果是余刑不再执行，视为刑罚执行完毕，被执行人恢复社会公民的一般自由和政治权利，是实质性缩减和执刑罚的宽宥；而假释是有条件提前释放，假释犯还有一个余刑刑期的枷锁在约束着。因此减刑比假释更具轻缓化，假释对罪犯具有较强的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