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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民间融资重刑化反思 　　摘 要 我国刑法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制，仍以国有金融利益为本位、以金融安全为终极目标，忽视金融自由。司法上，对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判定简单粗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日趋“口袋罪”化，集资诈骗罪扩张适用与刑罚畸重。俨然有违民间融资背后的经济发展规律。对民间融资重“堵”疏“引导”观念浓厚，反而使非法集资现象愈演愈烈。法律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表明，重刑化思想需纠正，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水准才能相应的得到提高。 　　关键词 民间融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集资诈骗罪 重刑化 　　近二十几年来，民营经济飞速发展，民营资本逐渐丰厚，闲置资金增多。与此同时，国家金融调控中的贷款量收紧、企业扩张的需要及资本具有天然的趋利性，促成了民间金融活动异常活跃。一方面，对金融市场中民营企业的融资发挥了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金融活动乱象，影响国家金融的安全，扰乱社会稳定。受金融管理主义本位、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刑事政策及“维稳”政策的影响，立法者不断出台法律法规抑制民间金融的发展。而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成为金融领域中的高发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日趋“口袋罪”化，集资诈骗罪扩张适用与刑罚畸重。然诸多饱受争议的非法集资案件表明：民间融资行为的重刑时代须落幕。 　　一、民间融资刑法规制现状 　　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和润滑剂，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各项领域中逐步推进。然受制于计划经济时期金融抑制思想的影响，直至现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仍处于高度的抑制和监管之下――苛刻的立法和过度的金融监管在民间借贷、融资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极大地阻碍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创新。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快速转型与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的大背景下，我国立法所依据的社会现实――早已发生巨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急速发展及其所面临的艰难的融资困境，似乎却被立法者或基于各种担忧而有意无意地忽略掉，并不断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金融领域的刑法条文频繁做出重大调整，犯罪圈不断泛化。在司法实践中，又受坚守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刑事政策及“维稳”政策的影响，对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判定往往简单粗暴，常常将原本不该处罚的民事行为提升为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日趋“口袋罪”化，对“存款”的解释不断扩张，对集资诈骗罪也不断扩张适用且刑罚畸重。民间融资稍有不慎就被扣上“非法集资”的“帽子”，特别是当其造成一些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时，往往会被带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手铐”予以严惩。在严格管制的环境下，尽管有可能减少不法行为的得逞率，但与此同时也减少了合法交易的成功率，并且增加了它们的成本。且实践证明“高强度的管制”往往给金融欺诈造成新的机会，一个较为常见的情况就是钱权交易。[2] 　　对过于追求安全价值而忽视了金融市场更需要的自由和效益价值；把民间借贷中的欺骗行为等同于“诈骗方法”，对“存款”的解释无限扩张，从而对浙江有民间融资行为的企业进行地毯式定罪。[3]对非法集资类犯罪司法上不断扩张打击面，非法集资现象反而越演越烈，民间融资活动呈现一片“乱象”。其金融风险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倒阻碍着民间金融经济改革的整体进程。据统计，2014年，我国非法集资类案件的数量、涉案金额、参与集资人数增长都在2倍左右。[4]2015年非法集资更是处于高发频发态势，其中，北京市金融局11日通报的信息显示该市今年前5个月新发非法集资案件高达51件，涉案金额33亿元，涉及投资人2900余人，新发案件数与2014年同期相比增长64.5%。[5] 　　二、民间融资法律规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非法集资类犯罪认定日益扩张 　　现行立法的认定和适用不仅对于融资活动是否非法缺乏明确的界定标准，在实践中难以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与合法民间借贷做出区分，而且在合法的民间借贷与构成犯罪的非法集资行为之间仅存在不受法律保护但不违法的高利贷行为，缺少一种违法却不构成犯罪的面向公众的借贷行为，即在合法行为与犯罪之间缺少缓冲地带。为不放纵犯罪分子，司法实践中非法集资类犯罪日益扩张化。 　　然而，企图简单粗暴的以非法集资类犯罪不断扩张为“口袋罪”，来覆盖大量实际出现的集资行为，实则只能是刑法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现实中种种集资行为并非像我国基础性金融法律制度和金融刑法规范所界分的那样，表现为高度类型化的两种形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擅自发行股票、债券，而是呈现出一种弥散式的“光谱形态”。换句话说，在未经监管部门许可的情况下，以吸收公众存款的方式或者以发行股票、债券的方式来进行资金的募集只是现实中非法集资行为的两种极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