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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察环节实践刑事和解一点思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为努力服务于党的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北京、上海、湖南、浙江等地方的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的新途径，特别是对刑事和解作出了有益探索，取得了一些实效。下面笔者结合检察工作实践，就检察环节实践刑事和解的可行性必要性、存在的缺陷和完善措施，谈谈个人的一点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同仁。 　　 　　一、检察环节刑事和解的概念和方式 　　 　　检察环节的刑事和解是一种狭义的和解，是指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从宽处理，检察机关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给予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法。 　　检察环节刑事和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1、刑事和解的案件必须是已经构成犯罪的、必须是轻微的、必须是犯罪嫌疑人认罪、必须是事实清楚的案件。 　　2、刑事和解的案件必须是犯罪嫌疑人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的案件。 　　3、刑事和解的案件必须是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从宽处理的案件。 　　4、刑事和解的案件必须是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或审查起诉阶段，在办案检察官主持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 　　5、检察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实行刑事和解的案件依法可以作出不同的处理：建议公安机关撤案、作不批捕处理、作不起诉处理、建议法院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检察环节实践刑事和解的可行性。 　　 　　1、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中能够找到刑事和解运行的法律依据。 　　从现行刑事法律看，虽没有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制度，也不乏与该制度相近的一些规定。如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起诉。我国刑诉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罪行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予刑罚的被不起诉人，检察机关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非刑罚方法予以处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根据这一规定，予以训诫、责令悔过、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构成对加害人惩罚的替代措施。加害人的悔过、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都是以被害人为对象的责任承担形式，在实践中只能通过加害人与被害人面对面的会谈才能实施。所以，对于部分轻微刑事案件引入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精神。 　　2、和合思想是刑事和解的思想基础。 　　逐本溯源地来看，刑事和解在我国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的。几千年来，儒家、道家等都在倡导一种和合思想。如，“礼之用，和为贵”、“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化干戈为玉帛”，司法上也形成了调解的历史传统。民间调解广泛存在于中国民众之中，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现实中以居委会和村委会为基本单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基层群众自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众多人民调解员对于调解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这是我国构建刑事和解机制的重要组织基础及人员基础。和解等非诉讼方式在我国传统社会居于主流地位，“以和为贵”的观念形式仍然保留在法官、检察官、当事人和一般民众的头脑中，这种观念和做法正好与实践中的刑事和解有相似点，在全社会倡导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背景下，重估和解的价值，重视和解的作用，实现诉讼和解的法制化、规范化，即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和解机制，应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任务。 　　3、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是刑事和解的实践基础。 　　现阶段，为了恢复犯罪造成的损失，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日益受到关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是今后时期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工作中应该遵循的刑事司法政策。高检院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对轻微刑事案件、未成年犯罪案件实行宽严相济政策。在对严重犯罪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对犯罪分子依法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挽救的尽量挽救，能从宽处理的尽量从宽处理，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随着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行，理论界对轻微刑事案件实行刑事和解的呼声日盛，刑事和解在这种情况下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三、检察环节实践刑事和解的必要性。 　　 　　２００6年起，浙江、山东、湖南等地司法机关开始尝试在轻伤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公诉程序中适用和解程序。虽然争议四起，但取得一定成效。主要表现在： 　　1、刑事和解提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维护被害人权益。 　　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犯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