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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奈达等效论思考 　　[摘 要]本文从国内译界对奈达等效论的批评切入，分析了其不合理性，指出语际转换过程中的可变因素对译语产生的影响可在等效论的指导下消解。 　　[关键词]奈达；等效论；读者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6-0076-02 　　1 误读奈达等效论的原因 　　尤金·A.奈达教授倡导的Dynamic equivalence和Functional equivalence在中国译学研究的历史上可谓命运多艰。最初是“言必称奈达”，到后来则“言必称奈达理论之缺陷”（参见杨晓荣，1996：8）。在奈达翻译理论的拥戴者和反对者之外，近年来又出现一股势力——他们从辩证的角度出发扬弃地接受奈达译论。奈达译论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以来，至今仍是争论之焦点，说明了它在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我国的翻译界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输入了一个虽不新但还没人如此高度概括过的观念，即动态观念（参见杨晓荣，1996：8）。他的等效论借鉴了接受美学，强调接受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强调接受者的需要和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从而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刘必庆）。而有些学者则认为“等效反应”只能是一个理想。以刘必庆教授为代表的中国译界提出了语际转换过程中的五种可变因素，认为这些因素直接破坏了等效的达成。 　　上述全盘否定奈达等效论的观点源于对奈达理论的误读。其实奈达本人多次表明等效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在《翻译科学探索》（1964）一书对动态对等的阐述中，奈达就曾明确地指出对等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In such a translation（dynamic translation）one is not so concerned with matching the receptor-language message with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but with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eptor and message should be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that which existed between the original receptors and the message.（1964：159）〕。 　　一是由于原文（文本）语言结构（包括语音体系）产生的音乐感、韵律感殊异或有异，不同语言无法获得或很难获得等效；此外，文学体系的图像性所承载的意义以及词语或语素的排列组合所产生的谐谑感、幽默感（如汉语的歇后语、双关语）无法获得或很难获得等效。 　　二是接受者层次（如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等）的文化、教育背景。审美标准及智能差，乃至个人经历与体验等，可能对同一译作的感应效果大大有别于原作对操源语的人所唤起的感应的效果。 　　三是时空因素，其中包括历时因素和共时因素，不同的时代感和地域差，因此对于同一历史作品的审美感受很可能有很大差别；“与该历史作品的同时代人的感受更难相比”（Mathew Arnold 1861）；时空差产生不等效是个恒常现象。产生等效则是非常恒常的、偶然的、相对的契合。 　　四是民族心理和意识倾向，不仅可以导致不同的思维特征、思维方式和思维风格，而且产生不同的审美意识系统。因此，不同民族心理对语言承载信息感应不可能是等效的。 　　五是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语言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语际转换不能消除语言中的模糊性。人作为审美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美或丑的感受只具有一个模糊测度。因此，所谓“等效反应”即便对同语系或同语族的双语转换，也只是一个理想。 　　2 如何正确认知奈达等效论 　　笔者认为，对奈达等效论的这种批评，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其理论实质的误读；二是对同形结构的不了解；三是对接受者语言信息接受能力的不可知论。 　　首先，功能对等并非是绝对等值。奈达翻译理论中的“对等”不能单纯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他认为“从来就没有完全对等的译文”。考察译文是否得当，应该从最低效应至最高效应的不同程度来进行。最低限度而又切合实际的功能对等定义可表述为“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应当达到能够想象出原文读者是怎样理解和领会原文的程度”。任何低于这一程度的对等都不可取。最高限度合乎理想的定义可以表述为：“译文读者应当能够基本上按照原文读者理解和领会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领会译文”。最高水平的对等，即便能够达到也是十分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