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理论在学前教育运用中是非功过.docVIP

建构主义理论在学前教育运用中是非功过 　　编者按：近些年来，幼儿教育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部分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关注，这些问题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教育理念与文化的适宜性问题、教育质量的评估问题、课程的可行性问题、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向与途径问题，等等。在“经济全球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以“与时俱进”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看，我们确实需要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反思，以有利于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些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朱家雄教授曾为本刊撰写过不少探讨这些方面问题的专稿。为了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再次邀请朱家雄教授就当前我国幼儿教育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发表看法。本刊将以连载的方式刊发这组稿件，敬请期待。 　　 　　在各级各类教育中，也许学前教育是受皮亚杰建构主义理论影响最深的一个领域。这并不奇怪，因为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相比，学前教育更关注儿童发展，这个基本点与建构主义理论相一致。 　　自上世纪60年代起，在国际范围内，一些人开始以极大的热情追随皮亚杰，期望将他的理论，特别是他的建构主义理论作为学前教育坚强的理论支撑。四五十年过去了，人们的期望和行动潮涨潮落。在这漫长的日子里，人们的不懈努力既取得了一些成果，也酿就了不少苦果。 　　 　　一、将建构主义理论运用于学前教育实践受到质疑和批评 　　 　　近些年来，对将建构主义理论运用于学前教育实践的质疑和批评接连不断，这些声音不仅来自建构主义学派以外的学者，也来自建构主义学者。应该看到，皮亚杰从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可以被应用在教育中，因此，这些质疑和批评事实上并不是针对皮亚杰及其建构主义理论，而是针对那些将建构主义理论运用于学前教育实践的想法和行动。 　　（一）微观层面上的质疑和批评 　　微观层面上的质疑和批评主要聚焦于是否应该将心理学理论作为编制和实施幼儿园课程的主要依据，甚至是唯一的依据。 　　心理学是编制和实施幼儿园课程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这是由学前教育的特点决定的，本无可厚非。但是，包括儿童发展理论在内的心理学理论并不等于教育理论，把心理学理论当作编制和实施幼儿园课程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理论基础，不仅在课程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教育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美国著名学前教育专家斯波代克（Bernard spodek，2007）在总结美国幼儿园课程改革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其实，我们根本不清楚我们为儿童所提供的教育活动与儿童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却总是从儿童发展理论中去寻找课程的来源。”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幼儿园课程“只考虑儿童发展是不够的……幼儿园课程应该超越儿童发展”。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古芬（Goffin,S.G.,1994）就已经指出了将儿童发展理论作为制定幼儿园课程唯一理论基础会出现的问题，具体地说，把儿童发展理论等同于教育理论，是把“是什么”的问题等同于“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把发展仅仅作为教育的结果，等于强调了儿童能做什么，而不是儿童应该做什么；这样做会使教育者把社会价值问题搁置到一边；这样做会模糊教学内容的政治倾向性和优先性，等等。 　　（二）宏观层面上的质疑和批评 　　近些年来，随着国际范围内的学者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问题的日益关注，随着国内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强调，宏观层面上对建构主义理论在学前教育实践中运用的质疑和批评逐渐升级。 　　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特别是在如何看待两种文化所依附的价值观念的问题上，并不存在要去判断谁对谁错、孰是孰非的问题。我们在引进基于西方文化的学前教育理念和实践时，更应该思考如何传承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学前教育问题已成为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这是人们对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追求普适性的幼儿园课程进行反思的结果。 　　从幼儿园课程的文化适宜性来看，运用源于西方文化的建构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编制的幼儿园课程与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相一致。具体地说，这种幼儿园课程强调个体发展而非标准化学习；强调儿童自主、主动建构而非完成指派的任务；强调活动的过程而非活动的结果；强调道德自律而非道德训导，等等。而所有这一切多多少少与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存在着距离，甚至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虽然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正在“混合和迁移”，东西方文化需要相互学习，文化的交流、相互碰撞和相互接纳有益于文化的发展，但是文化绝不可能全盘输入和全盘运用，在我国学前教育领域中占主流的应该是中国优秀文化以及能反映中国优秀文化根本价值的东西。尽管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从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中获取了不少有益的启示，但是过分地强调和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必然会带来很多问题，有些甚至是根本性的问题。例如，在我国幼儿园课程中过分强调个体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