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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业农民培养现实困境和路径选择 　　内容摘要：职业农民出现是农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接轨，职业农民的培养要立足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职业农民培养的关键环节是培养和教育，本文通过采取完善涉农配套政策优化外部环境、构建农业职业化的氛围有序引导农民职业化、强化科教兴农战略加快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夯实职业农民基础和构建开放的职业农民教育体系等路径措施，实现职业农民培养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关键词：职业农民 现代农业 农业发展 人才培养 农民教育 　　引言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培育农业新型主体，2014年国务院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部署，到2015年“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对于农业科技创新、农民转移就业、乡村教育问题的关注，中央连续对职业农民培养问题的关注，足见职业农民培养和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职业农民或者称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根据具体从事的工作可以划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三大类。职业农民相对于传统农民不仅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具备较高的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以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为主要职业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而且是有较高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诉求的劳动者群体。相对于传统农民，首先，职业农民不再是“士农工商”身份的象征，而是基于职业的一种界定，其次，职业农民是基于社会平等基础上的一种职业的自由选择，职业农民已经突破传统农民“世袭制”的单一生成渠道，是劳动力市场化背景下农业劳动力发展的必然方向。职业农民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传统农民的转化和职业农民的生成需要具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而培养和教育对于职业农民的生成具有关键作用。 　　职业农民培养的现实困境 　　（一）农民群体的现实状况和城乡二元差别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对职业农民培养非常重视，但职业农民的培养和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并未根本改变。 　　一方面，职业农民的来源主体以传统农民为主，部分来自城市或其他领域志愿于农业的精英，这些对象具有居住分散、面广量大，集中或全面培训难度大，这些人员一般在学习的过程中还要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难以离家脱岗，同时由于主体的技能和素质层次参差不齐、需求多样化，这给职业农民培养的形式、专业、层次、岗位、技能、师资、场地、设备及实验实习实训基地都带来了困难。如何实施，既需要多方协作、统筹规划，也需要借鉴国内外经验，搭建职业农民教育体系，创新性地开展工作。 　　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桎梏仍需时日。城乡二元结构不仅导致城乡身份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权利的差异，随着国家对城乡一体化的重视和相关政策的完善和落实，城乡二元结构正在改变，但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农民的弱势身份和实际社会生活中城乡社会保障、社会权利的公平公正仍需时日。这在思想和社会权利方面会影响农村精英或社会精英人才流入农业，从而影响职业农民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职业农民培养的教育效果。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质量亟待提升 　　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提高种地集约经营、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水平，增加农民务农收入，鼓励发展和大力扶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这些新型经营主体也是培养职业农民重要的组织载体，但我国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尚处于起步阶段，产品的销路和“谷贱伤农”问题屡有发生，家庭农场的农产品精细化程度和品牌建设尚待提升（许浩，2012）。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虽然发展相对比较成熟，但也存在运营机制不良、规章制度不健全、经营管理水平低下、产权不明晰、发展不均衡等现实问题，而且普遍盈利能力较弱，这些经营主体需要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扶持。新型经营主体的整体质量不高、数量不多，给职业农民的培养和示范效应的产生在生源对象方面产生制约。 　　（三）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配套政策有待优化 　　职业农民虽然发展迅速，但毕竟是刚刚起步，职业农民培养的政策环境和外部氛围的完善仍需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职业农民还缺乏清晰明确的定义，现有作为新型经营主体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还普遍存在产品销路不通畅，特别是生鲜农产品的产业链不健全而且成本高，农产品的精细化程度和品牌效应不理想等。虽然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职业农民的扶持措施，但各类政策、落实责任和实现优化仍需加强（李国祥，2013）。首先要对职业农民清晰定义，对于职业农民的培养和扶持要深化认识，形成对职业农民认定标准、帮扶力度等方面的统一认识，满足不同层次和类别职业农民的发展要求；其次是对于职业农民的培养和扶持避免政出多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