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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化传播对新媒介文化批判性研究 　　摘 要：新媒介技术取得了不同于传统技术的革命性进展，其以交互性、即时性和小众化等特点拉开了与旧有技术的距离。既有研究多从中观和微观视角切入，认为新技术催生了新的文化产品，它与传统媒介技术背景下的“大众文化”有着质的差别。不同的研究视角决定了提问方式和分析路径的根本差异，本文中采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社会批判理论的宏观视野，考察“技术”与“理性”的内在勾连，分析内置于两者间关系的三重维度，并以之为逻辑出发点来探问新文化在实践与技术层面的可能性，尝试对新媒介技术支撑下的媒介文化给出另一个层面的回答。 　　关键词：媒介；技术；理性；文化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6-0179-13 　　作者简介：李 敬，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上海 200235） 　　一 、文化的概念与研究的视野 　　与现代媒介技术形式勾连在一起的文化，依据由技术所决定的传播方式的差异，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称为“大众文化”和“新媒介文化”，以此来强调传播方式以及信息内容的不同。倘若前者有着老套、陈旧的意味，仿佛后者便天生裹挟了“新鲜”气息：小众化、内容个性、风格多元、互动便捷……但是，倘若我们尝试用“新鲜的”“民主的”“创新的”等描述来概括与“大众文化”拉开距离的“新媒介文化”，必须对如下问题谨慎分析：文化，在归根结蒂的意义上，是关于人的生活的精神形式和行为的结果。1因此，对媒介文化的讨论，根本上是对媒介技术与人之关系的讨论，它关涉到技术之变迁对于人的精神样态的影响。诸如，随着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信息内容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否意味着作为技术使用者和信息接受者的“人”，他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有的、旧媒介技术下的、“被动的”受众，是否在新技术中获得“解放”？总而言之，我们要追问的是，在媒介技术激变、数字电视和移动传播充斥我们生活空间的时代，技术之“新”是否意味着文化之“新”？我们该如何看待技术变革中的文化生产？ 　　回顾传播学领域关于技术变革与文化变迁的既有文献，根据研究视角和切入点的不同，研究主要从中观和微观视角的两大层面四个层次分别展开（见下图）： 　　我们看到，在微观研究层面，技术层次的积极媒介使用，以及文本内容层次的抵抗式阅读，两者皆为微观研究所给出的较乐观倾向的判断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中观层面的研究中，由于“人”，是被置于社会实践的丰富场域之中，在多元力量的权衡与较量中，相对于积极的技术使用来说，更容易发现人被媒介技术所捕捉的一面。我们发现，不同的研究结论，取决于对要素的具体理解和研究视角，我们在如何切入“媒介技术”，是从文本还是技术的层次？如何理解与媒介相互作用中的“人”，是作为技术的使用者1还是信息的受者2？再者，把技术与人的互动环节置于相对单一的情境之中，还是放置于几个不同的社会场域中？因此，不同的研究结论并不构成真正的矛盾，而是对研究对象的多视角多层次的丰富呈现的结果。 　　不难发现，当下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观与微观层面，宏观视野缺席。我们知道，不同的视野决定了不同的提问与回答方式，而对研究对象展开全面考察，必然要求观察视角的全面性，一旦微观角度与总体性视野之间发生割裂，研究的缺陷自然不可避免。诸如英国文化研究的受众研究范式可谓是对社会批判理论的反拨，莫利的“主导性解码”之积极受众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背道而驰。相悖的两种媒介文化研究理论，描绘出两幅全然不同的受众图景，而它们的差异并非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不同的研究视角下所给出的评判差异。诸如关于莫利的受众范式，尼克?史蒂文森指出，莫利割裂了微观语境和宏观语境，未曾提及取决于阶级和性别的物质资源和象征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另外，莫利和其它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理论一样，过分强调媒介内容的影响方式，而忽略了媒介本身就构建着社会生活，媒介所制造的休闲意识形态不可能在文本中找到。1我们看到，对宏观视角的忽视必然会影响研究的整全性。补足媒介文化的宏观视野研究，有重要理论意义。 　　倘若我们从西马之社会批判理论2中汲取养料，以之作为宏观视野的理论依据，那么我们可以对基本要素“媒介技术”和“人”给出这样的基本理解：首先，文本和技术两个方面不足以囊括对“媒介技术”的分析，很重要一点是，技术注定是与资本的联姻，它决定了资本主义生活世界与技术之间的内在关联；其次，无论是作为使用者还是接受者，他们都是作为技术之对象的“人”，马克思和韦伯等都对之做过深入阐述：当技术与资本联姻的方式被应用，它将自成系统并获得自我合理性，技术不再从属于人，反过来站在人的对面，并迫使人为了进入和顺应系统不得不放弃大写的“主体性（Subject）”。在这样的社会批判视野中，人与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