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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信息公开法定民事责任制度构建 　　摘要：企业信息公开民事救济手段稀薄且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的客观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信息公开民事救济效能的发挥，应进一步完善。根据我国现实国情和立法实际，宜建构法定民事责任制度，主要依据行为人主观过错和行为不同，将企业违法公开信息行为划分为公开瑕疵信息、公开缺陷信息和欺诈公开信息三种情形，并据此分别设置撤销交易并返还对价、赔偿损失和支付惩罚性赔偿金三种责任形式。 　　关键词：企业信息公开；法定民事责任；责任构成；责任形式 　　中图分类号：D923.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1-0038-04 　　 　　我国有关规制企业信息公开行为的法律法规，比较重视违法者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追究，民事救济手段稀薄、民事责任形式过少且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突出，《证券法》第63条就因此而频致责难。自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虽已发生数十起与违法公开信息有关的证券纠纷，股民遭受损失者亦不在少数，但迄今为止，尚无个人赔偿讼求得到满足的先例，制度方面的原因难逃其咎。进一步完善我国企业信息公开民事责任制度势在必行。 　　 　　一、我国应实行企业信息公开法定民事责任制度 　　 　　对企业违法公开信息民事责任的性质，国内主要有侵权责任、契约责任和特别法定责任三种观点。 　　以吴志攀为代表的侵权责任说者，认为违法公开信息者因过错侵犯了受不实公开信息行为影响而交易的信息用户的权益，理应承担侵权责任，并以我国《证券法》第63条及《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对民事责任主体的规定为立论依据。王泽鉴等学者则认为“为规范纯粹经济上的损失，采取侵权行为法的解决途径虽属简便，然依契约法则较合理”，且针对侵权责任说对其责任人范围太窄的指责，认为“特定当事人之间虽无契约存在，但具有一定信赖关系时，亦得依‘契约原则’，使有过失的一方对他方所受的纯粹经济上的损失，负赔偿责任”。侵权责任说或契约责任说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实际操作中，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受害人在获得救济方面都存在一定障碍。契约．责任说的软肋在于契约责任一般应发生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但企业信息公开中，受不实信息引诱的受害人最终达成的交易对象可能非违法信息公开者，使得追究违法公开信息的企业的契约责任失去了法律依据。尽管采用侵权责任说会缓解上述问题，但法律对侵权行为主观过错举证责任的苛刻要求，会严重阻碍受害人成功维权。因此，曹顺明等学者提出了特别法定责任说，认为应当独立使用一种责任形式，当信息用户权利受到企业的违法公开信息行为侵害时，可以直接援引法律规定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相对而言，特别法定责任说既有利于在事前阻止违法信息公开行为的发生，促使所有参与信息公开的人更为谨慎地履行其职责，以减少不实信息的披露，又有利于在违法公开信息行为发生后更好地实现对受害人的救济，现已成为许多国家企业信息公开立法例，《日本商法》第266条之3款第3项就是采纳此说的典范。在我国投资者普遍欠缺理性，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完善阶段的环境下，采用法定民事责任显然是对“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证券立法宗旨的美好体现。 　　 　　二、企业信息公开法定民事责任构成 　　 　　(一)企业信息公开民事责任主体及其归责原则 　　尽管存在有信息公开企业往往非信息用户交易对象的困惑，信息公开企业仍是最重要的责任主体。这是因为企业对信息公开内容真实性的担保和信息用户自身对市场正当风险的合理预期，是信息用户决策交易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企业公开不实信息，会人为地破坏这种动态的平衡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信息用户交易决策的基础，信息用户由此而遭受的不利后果，理应由其承担责任。基于对企业在编制信息公开文件时有高度的注意义务以保证信息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认识，对企业应适用无过错责任，除非它能够证明存在下列情况：(1)其所公开的信息不存在瑕疵或缺陷；(2)即使所公开的信息存在瑕疵或缺陷，但它们所涉及的事项并不重要；(3)原告的损失不可归咎于企业公开瑕疵、缺陷信息的行为，如原告本人在利用信息过程中有重大过失；(4)企业对其公开的信息中可能存在的不合理危险已作了适当说明或警示。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受企业所有者的委托负责管理企业，依法应当对企业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同时，由于他们在企业中的特殊地位，一般都会参与企业信息公开文件的制作，并在很多情况下决定信息公开文件的内容，且应在重要信息公开文件上签字，担保信息公开文件的的真实性。事实上，这些拥有企业控制权、操纵权的自然人往往是企业信息公开种种问题的“始作俑者”。因此，他们已在有关的信息申报和公开文件上签字，或以其他方式对于虚假陈述“负有直接责任”时，应对企业违法公开信息行为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