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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代议制民主制度分析 　　摘要：我国的代议制民主经过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还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之中，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制度非均衡的种种迹象；只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才能实现我国代议制民主“帕累托最优”的理想状态。 　　关键词：我国代议制民主；制度变迁；制度非均衡；帕累托最优有效路径 　　中图分类号：DO－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8)01－0031－04 　　 　　代议制民主作为政治民主得以实现的重要制度形式，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在人类政治史上，代议制民主是得到真正运用的主要民主政治形式，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拟通过考察我国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变迁，来审视当前我国代议制民主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现状，并试图寻求实现我国代议制民主“帕累托最优”理想状态的有效路径。 　　 　　一、我国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变迁 　　 　　制度的变迁过程就是一个制度的帕累托改进过程。它是指制度从非均衡转向均衡的过程，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完善和交易的整个运动形式。代议制民主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安排，是民主政治历史演化的产物。从人类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来看，民主政治从来就是在与专制政治的抗争中逐渐实现的，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人类为民主而斗争的结果，最终凝聚在政治体制上，形成民主的政治体制，用制度来维护政治民主。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即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因此，代议制民主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为民主而抗争的产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我国的代议制民主最初是从西方国家移植过来的，经过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于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适应当时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1931年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规定，全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在全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其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全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的全国最高政权机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领导下，设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责指挥全国政务。从中央苏维埃政权的组织系统来看，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和议行合一的原则。与此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原则和精神，先后制定并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细则》，规定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属于工农兵等劳动群众，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选民对代表拥有监督权和罢免权等基本原则以及选举的组织、程序、方法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苏维埃即代表会议，作为我国代议制民主政体的雏形，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为统一领导各红色区域的革命斗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建立的。而我国目前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在这一政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54年，在全国普选的基础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大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的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分别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它们监督，其成员可由它们罢免。大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组成、任期、职权以及行使职权的方式，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等都作了原则而又具体的规定。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经过了曲折发展和历史的严峻考验，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得以恢复和发展。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重新制定并公布了选举法，把直选的范围扩大到县级人大代表的产生，规定全国人大中要有少数民族代表，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一律实行无记名投票，并对代表的监督、罢免、补选作了具体规定。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对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