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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传播社会应用 　　摘 要 性别传播从性别研究的视角，关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女性形象的建构机制和女性意识的自我表达过程，其关注的领域涵盖媒介研究的各个过程，本文梳理了性别传播研究的历史和主要研究成果，并借助相关学者成功的案例分析，去观察性别研究视角在舆论、广告和传播史学研究中的具体体现，从不同的角度去发现性别意识和性别权力结构的表现形态，从中发现和反思性别传播在社会应用方面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 性别传播 大众传媒 性别权力 　　“性别传播”作为传播学“边缘”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从性别和传播两个维度去研究这一研究视角的历史兴起、研究领域及其对传统学科的挑战。 　　在性别传播兴起的过程中，第一个引起人们注意的年代是上世纪60年代。“在60 年代以后，女性在大众传播中的角色和形象才被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女性挑战业已存在的媒介，寻求更积极的媒介图景和更平等的工作条件”。此时无论是在各大期刊，或者是具有强烈性别意识的作品大量涌现，成为性别传播兴起的重要因素。1978年往往被性别传播研究学者作为标志性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来自北美大陆的女传播学者盖尔·塔奇曼与人合编的《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编辑出版，这一著作奠定了美国女性传播研究的基石，同时也标志着女性视角的研究取得了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广泛认同。 　　性别研究的视角与传播学研究，作为两个新生不久的研究领域，产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 　　首先，性别研究关注女性传播者，她们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绘；在这些媒介中工作的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角色和社会的权力结构，特备是在媒介制作领域内，“女性的增多并不意味着女性权力增加或影响增大，相反，它意味着在该领域内女性收入和地位的下降”，这种奇怪的现象做出分析，找到从媒介控制角度来看待社会性别权力构成中女性所处的特殊位置和不利处境。其次，性别传播研究关注女性受众，以性别话语为研究对象，探讨媒体与女性的互动过程中，女性及女性议题在媒体中呈现对于女性受众的接受、理解、记忆和行动产生的影响上来看，媒介引发的性别议题并没有导致女性地位的提升，相反观看媒介内容的女性，成为男权社会体制之下的“性对象”，对此，约翰·伯格有个经典的论述：“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着她们自己被看。这不仅决定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决定了女人和她们自己的关系。女性自身的鉴定者是男性，这样她就成为一个对象——主要是一个视觉对象: 一道风景。”在女性受众观影的过程中，由于社会主流视角的影响，她们失去了自身应有的女性视角而依附于男权社会体制下形成的男性视角来审视和观察女性自身，在被压制和被消费的过程中浑然不觉得成为男性社会的消费品和附庸。第三，性别传播关注传播内容中的女性形象，在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中，总是会对社会的相关议题进行选择，总是会对议题的重要性作出先后的顺序安排，同时，媒介内容的报道框架，必然反映着传播内容中的性别意识和权力倾向。经过研究发现，在大众媒介中呈现的女性形象，多数是快乐的女英雄的家庭主妇、社会交易品等，1990年有学者对于英国工人妇女收看肥皂剧的情形进行研究，发现女性观众在关注媒介中的内容时，会以自身的话语在生活中进行转述，或者是以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对剧情进行推测，而这种收看与真正的现实生活的行动却使完全隔离开的5。 　　在中国，作为国家主义性别实践的局限性也值得我们引起警惕和批判。一种革命化的性别和无性化的宣传，其性别观念及其宣传是为社会主义生产与建设服务的，本质上它以国家、阶级和单位替代了以往的父权和夫权。 　　女性到底是认同了自己，还是认同了国家？或者说，妇女的政治化，传统的男性化。 　　这种解放并非增强了女性的“自强”意识，而是遮蔽了她们的“个体表达”，从一个别的层面压迫其性别意识。“将文革宣传画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它的传播对女性地位的提高和性别关系的改善作用不容忽视。” 　　广东画家阳之光创作于70年代的《矿山新兵》，详细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之下，广大民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其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到底是女性形象的男性宣传，还是男女平等的思想呼唤，总之，就刚刚从旧社会走出的妇女而言，是具有重大的解放意义的。况且，从另一角度，我们无法苛刻要求一个历史时期的进步。 　　但是，研究者很快也从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国家宣传层面的女性形象刻画所具有的消极性。首先，宣传本质是一种革命化地性别和无性化的宣传，以此迎合全国人民以及工农联盟这已政治概念的需要，革命性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女性自身的形象和个性表达，反而被宏大的政治叙事和革命表达而压制了，在这里，研究者暗合的意思，女性真正的解放，并非男性与女性完全的一样，真正的解放，是一种女性个体意识的自我表达。其次，这种宣传的本质目的是为社会主义生产与建设服务，或者说，如果其中蕴含了女性解放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