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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性少年司法在中国实践与前景 　　摘要：以修复因为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为主要特征的恢复性少年司法既是对传统福利型少年司法和报应型少年司法的折中，也是对两者的超越。近年来，恢复性少年司法正成为我国少年司法改革的新动向，实践中探索的恢复性司法试点，大都以少年司法为重点。恢复性少年司法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今后应当着眼于我国少年司法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和社会环境，予以完善和推广。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少年司法；司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D9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8-0114-07 　　作者简介：姚建龙，华东政法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042) 　　 　　现代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的发展历史不过30余年，但是全球的恢复性司法项目迄今已经多达一千多个，联合国亦在《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恢复性司法措施》(1999年4月)、《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方案的基本原则》(2002年4月)、《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2000年12月)等文件中多次提倡和鼓励各国适用恢复性司法政策、程序和方案。恢复性司法已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刑事司法改革中最为耀眼的环节，而且正在成为一场全球性的运动。 　　近些年来，方兴未艾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对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也产生着日益广泛的影响，北京、上海、重庆、江苏等许多省市已经着手进行了恢复性司法改革的试点。有趣的是，正如恢复性司法起源于少年司法一样，中国目前正在逐步兴起的恢复性司法改革亦将少年司法作为最主要的领域之一。 　　 　　一、恢复性少年司法的理想 　　 　　学界一般认为，基奇纳实验是最早正式探索恢复性司法的试验。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基奇纳地区发生了一起少年犯罪案件，两个少年共同抢劫并毁坏了21家民房，他们在认罪后与21家受害人代表进入调解程序，结果他们以负责任的态度，对21个被害家庭，为其所造成的损害郑重道歉，并在其能力范围与被害人可接受程度之间，达成关于损害赔偿数目与时间表的协议。此后，以利益相关者参与(尤其是被害人参与)、调解、协商、补偿为基本特征的恢复性司法开始在加拿大、英国、芬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等国的少年司法中广泛运用，并逐步拓展于普通刑事司法领域，适用于对成人犯罪案件的处理。 　　30余年来，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司法理念和看待犯罪、正义的新视角对各国刑事司法制度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尽管迄今为止对于何谓恢复性司法并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定义，但各种对于恢复性司法的理解和定义大体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征：(1)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曾经被传统刑事司法体制所漠视了的被害人)的广泛参与，中立方的组织和协调；(2)追求恢复犯罪创伤的具体、明确的目标；(3)道歉、补偿、归还、社区服务等务实的责任承担方式和恢复犯罪创伤的途径；(4)被害人(得到心理、物质等方面的补偿以及安全的保障)、犯罪人(摆脱或减轻传统刑事司法的制裁、减轻罪责感、获得谅解、重新融入社会)、社区(恢复被犯罪破坏的安宁、获得未来安全的保障)、国家(节约司法成本、有效控制犯罪)等各方利益兼顾和满足的美好预期。 　　恢复性司法起源于少年司法，也最为广泛地运用于少年司法。许多国家在其少年司法系统中都特别注重实施恢复性司法措施，形成了多种有代表性的恢复性少年司法模式，例如发端于新西兰的家庭团体会议模式(Family Group Conference Model)、广泛运用于美国的平衡与恢复性司法(Balanced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Model)模式、被认为是恢复性司法本原的被害人一犯罪人调解模式(Victim-Offender Meditation Model)等。这些模式有的仍然仅适用于少年司法，如平衡与恢复性司法模式，有的则已经扩展运用于普通刑事司法体系处理成年人犯罪案件，如家庭团体会议模式、被害人一犯罪人调解模式。 　　恢复性少年司法引入了被害人的作用、补偿性的积极惩罚、非正式的争议解决程序、思考正义及人类关系的新思路，试图纠正传统少年司法在防治少年犯罪效果上的不足，以及忽视、拆散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之间所存在的真正问题的不足。它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去看待犯罪问题，提供了一种对犯罪所造成伤害的适当的反应方式。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恢复性少年司法要求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者重新思考少年司法的惩罚、康复和公众安全的功能，并且增加被害人参与整个少年司法流程。恢复性少年司法关注的既不是惩罚也不是宽容，其首要目标是修复犯罪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伤害，通过和平的方式修复与调和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这种和平解决矛盾的方式去实现社会的安全。 　　恢复性少年司法和以奉行少年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