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与宗教关系再思考.docVIP

执政党与宗教关系再思考 　　摘要：从建国之初至今的六十多年，中国宗教经历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到“宗教是文化”,再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尔后到“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历史变迁。这一变迁既是我们党对宗教认知的不断完善，也是执政党与宗教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面对当前宗教的新形势、新问题，我们更需要以一种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来认识与对待宗教，从而在处理宗教问题上更好的体现科学发展观。 　　关键词：执政党；宗教；关系 　　中图分类号：D63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3-0023-02 　　 　　执政党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影响到我们党执政前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党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如何对待宗教，如何妥善处理宗教问题这样一个现实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坚持唯心主义和庞大有神论的信教群众,“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的消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兴衰。”[1]我们党对宗教的认知过程，便是对这一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生动回答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不断完善、与时俱进的过程；也是执政党与宗教关系不断调整、协调的过程。这一变化的实质,是通过解放思想,把以人为本作为基本价值确立起来并逐步予以实现。 　　一、“鸦片论”主导下的政教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然而1957年后，由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形成了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思想政策，这种倾向反映到了对宗教问题的处理上，从而使我们党在处理宗教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重大的曲折。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党的宗教理论和实践更是遭到了一场浩劫。曾经一度把宗教视为精神毒品，甚至采用行政手段取消宗教，“将削弱、打击甚至消灭宗教”作为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而这一时期对待宗教的理论依据便是“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马克思这一形象化的比喻，是对宗教具有“苦难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重要社会功能的揭示，而不是作为宗教本质的判断。之后，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加上“麻醉”两字，成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并把这句话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由此还引申出另一结论：“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3]自此，“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就被理解为宗教的本质性功能，成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标准性理解，也成了我们制定宗教政策的依据，从而导致我们在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上的一系列失误。正如潘岳认为，我们党在取得政权之后，“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一度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代价”[4]。这种历史情形，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步改变。 　　二、“文化论”倡导下政教关系的柳暗花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引导下，重新审视、反思、总结了我国宗教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实现了对宗教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中央在1982年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明确指出，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并在文件中停止使用“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表述。在此背景之下，党和政府管理宗教的政策和方法，进行了相应地、及时地调整。提出了“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等主张，解决了“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的问题，赋予了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合法性。“宗教文化论”基本取代了“宗教鸦片论”，逐渐成为新时期宗教工作和宗教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显然，在经历了极“左”思潮之后，“宗教是文化”命题的提出,对于整个社会从对宗教持否定、消极看法的舆论氛围中走出来，具有打破僵局,使宗教认知柳暗花明的历史意义。这一理念，淡化了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使人们能够更全面的理解宗教的丰富内涵，为信仰者、研究者、管理者提供了互相合作的舞台。 　　三、新阶段政教关系的路径选择――“适应论”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邓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