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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金个人主义权利观论述逻辑及其反思 　　摘 要：德沃金的权利理论是一种个人主义权利观，“诠释”与“人性尊严”是其中的两个关键词。“诠释”确定了权利的表现形式，权利表现为一种个体性的诠释实践；“人性尊严”则赋予权利以价值，权利的价值在于它承认与尊重每一个人的内在价值与责任。《认真对待权利》、《法律帝国》与《刺猬正义》这三部著作代表了德沃金权利理论的三个发展阶段，权利的个人主义观念在此过程中得以形成与完善。该权利观虽然极为精致且具有说服力，但并非理解权利的唯一可能路径。 　　关键词：权利 个人主义 德沃金 人性尊严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4）03-0094-07 　　在权利意识遍及世界的今天，权利概念所代表的个人的内在价值虽然广为人们接受，在理论上为其提供一个不依赖直觉的客观基础却非易事，这件苦差事贯穿了德沃金的整个学术生命。《认真对待权利》确立了权利的个人主义纲领：一方面主张一元化的权利观，另一方面又张扬权利的“王牌”观念。《法律帝国》与《刺猬正义》则分别为这两个命题提供了深入论证，实现了个人主义权利观从纲领到体系的转变。为了理解这个具有高度体系性的权利理论，需要深入其理论脉络把握它的论述理由与推论步骤，并进一步反思它的局限性。 　　一、个人主义权利观的两个命题 　　在《认真对待权利》中，德沃金提出了其权利理论的两个核心命题：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的一元化命题以及权利作为抵御功利主义的“王牌”命题。 　　（一）一元化命题 　　在德沃金看来，法官确认法律权利不完全是一个适用法律的过程，法律权利包含着无法被过去法律实践所囊括的实质性道德内容。①该命题打破了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的两分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有着递进关系的子命题。 　　第一，司法裁判必然以权利为正当化根据。通常来讲，能够为法官判决提供正当化根据的论据有两类：一类基于个人的内在价值，另一类基于集体目标。前者被德沃金称为“权利”，后者则被称为“政策”。②虽然法官在实际判决中不一定言明自己的裁判理由，有时也可能明确声称，判决的正当化根据建立在集体目标（公共安全、经济增长、就业率）之上，但德沃金认为只有权利才能正当化法官的判决，那些自认为其判决立基于政策的法官实际上误解了自己的裁判根据。集体目标的达成与否充满了或然性，例如，在征收房产税与降低房价之间只具有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关于集体目标的问题只适合民选机构来处理，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旨在达成集体目标的举措获得正当性，权衡集体目标不是一个非民选的法官能够处理的问题。虽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时候经常出于政策性考量，把法律的正当性建立在集体目标之上，但在德沃金那里，既往的立法实践并不能直接构成法官裁判案件的根据，不论其原来的根据为何，过去的实践被法官用于裁判案件时，总是要经过“最佳化证立”的过滤，法官能采用的证立根据只有权利，因此，法律权利构成了所有法律裁判的正当化根据。 　　第二，不正确的判决也必然以权利为其预设。德沃金认为法律实践必然体现了个人权利，这与人们对法律的通常理解有冲突，人们很容易发现在真实的法律运作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正确的判决。这并不意味着德沃金的主张仅仅是一种理想，缺少现实根据。这是因为，法律权利在他那里意味着一种关系，该关系是证立性的，一头连着个体的利益，一头连着法官的判决结论。③即便是在错误的判决中，法官也主张他在确认法律权利，他作出的是一个有着正当化根据的判决。 　　第三，权利的“创设”与“适用”相统一。依照德沃金的理解，法官在裁判案件时是在运用自己对过去法律实践整体的最佳判断来建构法律规范。因此，不存在独立于法官的法律规范等待法官去适用，这种传统的见解是对真实法律实践的扭曲。④法官对过去实践进行以权利为据的最佳道德判断，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随意地摆布过去的实践，过去的法律实践构成了法官裁判必不可少、不能忽视的组成部分。即便在法官推翻既往判例或制定法条款的情形中也是如此，此时，法官仍受限于既往实践，推翻的根据恰恰在于“对既往实践予以最佳化证立”。⑤ 　　（二）“王牌”命题 　　依照“一元化命题”，法律权利不过是被法官实施的道德权利，“法官实施”只解释了法律权利的适用范围与存在方式，它的价值则必须在政治道德层面上才能说明。 　　在常规的政治生活中，道德权利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并不彰显，在政府作出错误的决定或者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整体功效原则，限制或剥夺公民道德权利的情形中，追问道德权利的含义与根源就有了必要性。道德权利的意义最典型地表现在“公民是否享有违反法律的权利”这个问题里。对于那些持否定答案的论者而言，能够运用的最强的论据就是整体功效。德沃金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这种功利主义论证并不是只有在偶然的情形中才会否定道德权利，而是必然会导致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