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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福之道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一项考察福之道 　　摘 要： 德福之道的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上，这一问题发生甚早，早在汉代《尚书》诠释学中，就已发现《尚书·洪范》“五福六极”所讨论的便是这一“德福之道”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此问题的历史考察，旨在揭示五点：一、“德福”问题构成了商周宗教文化的一个核心关怀；二、在“德福之道”这一问题领域中，“天”的存在不可或缺；三、“人感天应”的天人感应以及善恶报应说是理解德福之道的关键；四、德福之道在宗教上又表现为“转祸为福之道”；五、宋明尤其是晚明以降，儒家在行善实践领域呈现出与宗教互动的面相。 　　关键词： 德福之道；转祸为福；感应；报应；劝善 　　中图分类号： B244.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4-0110-11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伦理向来重视道德劝善，在历代儒家的经典文献当中，有关劝善的思想言论不一而足。自宋代以后，随着中国第一部善书《太上感应篇》的出现，劝善便与道教的善书理论联系在了起来，并被视作宗教伦理的一个重要思想。及至晚明以降，随着《功过格》、《阴骘文》等善书大量出现，不少儒家士人发现这类善书所倡导的劝善思想对于安定社会、重整人心是极为有益的，故而不仅积极参与劝善活动，甚至按照儒家伦理的思想来改制《功过格》，创作了一批所谓的“儒门功过格”，悄然兴起了一场道德劝善运动。[1] 　　在此过程中，人们发现行善的目标固然在于追求个人幸福，但是历来的儒家伦理说教并没有告诉人们如何把握“德福之道”（孔安国语）或实现“转祸为福之道”（葛洪语）的有效方法。更重要的是，行善的依据固然在于个人的良心，然而“得福”的依据却不得不诉诸客观的第三者——上天。因此在人们的伦理行为中，德福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天人关系又应当如何界定？而天人关系能否以“感应”乃至“报应”来加以诠释？进而言之，“天”是否即是伦理实践过程中的德福关系的决定因素？应当说，这些问题虽在晚明以降劝善运动中得以凸显出来，但是早在先秦时期的中国思想史上就以不同方式而存在。归结而言，这些问题所透显出来的其实就是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本文的任务在于通过对“德福之道”之问题的历史考察以揭示儒学与宗教不只是冲突与排斥的关系，两者之间更有积极互动的一面。 　　一、问题由来 　　从哲学上说，所谓“德福之道”的问题实即“德福一致”的问题。比如康德的道德哲学和牟宗三（1909-1995）的“圆善论”便企图解决这个最终的哲学问题。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道德”与“幸福”是异质的概念，分属本体界和现象界，故两者的关系不是“分析地”关系，而是一种“综合地”关系，两者的结合乃是一种“实践地必然性”[2]。李明辉指出：“康德在此只是将德行与幸福底关系比拟为因果关系，并非真的视之为存在于自然世界中的因果关系。”因此“自然底因果性”并不能为两者的结合提供积极的作用。[3]其实，康德认为只能以“超越的”方式来保证其结合的可能性，这就使得康德将最终结论引向灵魂不朽、上帝存在这一基本设定，以为是人们可以获得最高善——即德福一致的依据。如此一来，德福问题便带有了宗教性的意味。但归结而言，在有关“德福一致”如何可能的问题上，康德表明应交由上帝自行处理的态度，使其论证显得含糊不清。[4] 　　牟宗三则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对此作出了批判性的回应，他首先肯定德福一致问题的解决乃是“哲学系统之究极完成”，但他反对康德的“上帝”设定，而以“无限智心”的设定，作为通向德福一致之“圆善”之境的依据，以为“无限智心”发用于物而使物随心转，便是与德相符的福之实现，并强调德福问题的解决无须宗教，而只须全盘依赖于“无限智心”，通过“物随心转”的转化便能实现。他指出：“一切存在之状态随心转，事事如意而无所谓不如意，这是福。这样，德即存在，存在即德，德与福通过这样的诡谲的相即，便形成德福浑是一事。”[5]意谓幸福的获得以及与德行的一致，乃是由德之本心创造性地保证的。至于康德和牟宗三有关德福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否成功，这涉及到十分繁复的义理问题，不是笔者在此所能衡断。[6] 　　我想提示的是，由康德及牟宗三有关道德与幸福的讨论可知，德福如何一致确是哲学上的一大问题，而此一问题既是哲学的也是宗教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更重要的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这一问题与人们的宗教关怀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发生也甚早，或可追溯至商周时代，例如《尚书》“五福”、“六极”说所蕴含的“德福之道”这一问题便值得关注。 　　二、五福六极 　　关于“五福”、“六极”，《尚书·洪范》的第九畴有这样的记载：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其中“寿”、“富”、“康宁”等所指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