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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FDI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研究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我国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Hansen门限模型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溢出对我国区域技术进步的影响。揭示人力资本和金融深度门槛变量存在单门槛效应，RD密度和技术差距存在双门槛效应，回归表明不同门槛区间的FDI技术溢出的效果差异显著，最后从依据门槛变量画出的中国地图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各地区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情况并对区域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 门限模型 吸收能力 技术进步 　　引言及文献综述 　　2014年中国吸收外资规模达1196亿美元（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外资流入量首次跃居全球第一。外资的流入给东道国带来的不仅是充足的资金，还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然而，鉴于中国的区域不平衡性，不同地区在人力资本、RD密度、金融深度和技术差距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各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某些地方，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果明显，促进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而在另一些区域，FDI不仅未能带来积极的影响，反而对本地经济造成冲击。因此探寻中国FDI技术溢出的区域差异进而有针对性的找到各地区更有效利用外资的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外溢效应，指的是FDI以一种无意识的、间接作用的方式流入东道国，影响东道国的产业技术进而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经济总量的增长。这种方式不受国际跨国公司的意志所控制，以一种自发的方式进行，影响范围较广，且通常被认为是FDI技术溢出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针对FDI溢出的门槛模型，我国学者也做了一些研究。在把人力资本作为门槛变量的研究中，有关宏观层面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多，模型更倾向于从新增长理论框架展开，雷日辉（2008）等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强了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的技术扩散溢出效应。邵军和徐康宁（2008 ）认为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只有达到一定水平后才有能力吸收外资企业溢出的先进技术。钟娟、张庆亮（2010）等利用中国1983-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具有积极作用，且FDI溢出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但赵奇伟等（2007）在采用面板数据研究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他们研究的大部分文献持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能为FDI外溢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的观点。罗军、陈建国（2014）等基于200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研发资金和研发劳动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研发资金和劳动投入双门槛效应，且每跨越一个门槛，溢出效应越显著。李燕、韩伯棠、张庆普（2011）构建了技术差距的双门槛效应，研究显示FDI技术溢出在我国确实存在显著的技术差距双门槛效应，一定程度的技术水平是发挥FDI溢出作用的前提。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我国学者对于FDI的门槛模型已经做了一定的研究，基本上肯定了FDI的溢出存在门槛效应，但是在针对具体的某一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上，学者们得出了不致相同的结论，为了验证我国现阶段各地区是否跨越了FDI的溢出门槛，本文选取了以上文献中学者们研究的人力资本、RD密度、金融深度、技术差距四个变量作为本文研究的门槛变量，来综合考察全国各地区FDI溢出情况。 　　模型设定及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定 　　由前面的理论分析可知，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可能随着吸收能力的不同而呈现出非线性的关系，具有区间效应。本文采用Hansen（1999）的门槛面板模型进行测定： 　　（1）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lnTFPit和lnFDIit分别为被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和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Xit为一组没有被用作门槛变量的吸收能力指标，吸收能力Absorpit为门槛变量，γ为待估计的门槛值，I（.）为指标函数，当满足条件时取值为1，否则为0，ui用于反映省际的个体效应。 　　（二）数据样本及变量选择 　　本文采用2000-2012年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样本包括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重庆并入四川进行分析，西藏因缺失大量的外商投资数据故在此省略，样本数共337个，且对所有以名义价格衡量的指标都根据指标具体情况进行平减处理，统一调整为以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值指标。本文进一步对数据做详细的说明： 　　1.全要素生产率（TFP）：本文采用索洛余量法对TFP进行估算。估算公式为： 　　（2） 　　其中，Iit为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流量，各地区初始资本存量的数据来自于张军等（2004） 的研究结果，折旧率采用国际惯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