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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同情的充要条件 　　[摘要]纳斯鲍姆持有一种认知主义的情感观，认为情感通常具有一个意向性对象，并包含关于这个对象的评价性信念。作为一种具体的情感，同情必然也包含一些认知性的因素，纳斯鲍姆将它们归结为三个评价性判断，即关于苦难的严重性判断、关于苦难的不应得判断和一种幸福论的判断。在她看来，这三个评价性判断既是同情产生的必要条件，也是同情产生的充分条件，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他必要因素，移情对同情而言只是一种心理层面的重要向导，任何特定的生理感觉都不可能成为同情的必要组成部分，而精神的痛苦被视为评价性思想的感情特征，由于它本身不具备概念上的独立性，因此并不构成评价性判断之外的另一个必要因素。 　　[关键词]同情 充分条件 必要条件 纳斯鲍姆 评价性判断 移情 痛苦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2-0060-09 　　一、纳斯鲍姆的情感观和同情观 　　在《思想的激荡――情感的智性》一书中，纳斯鲍姆全面阐述了一种认知主义的情感观。首先，情感具有一个意向性对象，体现这个对象被看待或被解释的一种方式。其次，它体现了关于这个对象的信念，通常说来，这些信念是很复杂的，比如，要激起恐惧的情感，我就必须相信某种灾祸将要来临，并且它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十分严重的灾难，除此以外，我必须很清楚自己并无十足的把握避开这场灾难。无疑，对意向性感知（把x看作Y）和信念（相信X是Y）进行区分是一项相当艰难的工作，但较为确定的是，情感所激起的感觉本身并不能帮助我们区分不同的情感，只有对内在于情感之中的思想（信念）进行考察才能完成这项任务。最后，情感所特有的意向性感知和信念都与评价相关，它们会将情感对象视为具有价值或重要性的。由于情感主体对对象赋予的这种价值是一种内在价值，因此情感是幸福论的（eudaimonistic），它会将真正的价值赋予情感对象，并体现情感主体将对象视为自己生活目标体系之一部分的承诺。 　　理论上说，情感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可区分为一般判断与具体判断、背景判断与情境判断。具体判断通常涉及有关情感对象的一些具体的评价性信念、情感主体对自己与对象之间特殊关系的认知等；一般判断则类似于下面这样的判断：我相信总有一些人的存在对我的幸福生活具有莫大的意义，而我所重视的那些人一般都会具备某些特征，比如品性纯良、慷慨大方、真诚热忱等。所谓背景判断，就是贯穿于各种情境中的那些价值判断，情境判断则是在某个具体情境中呈现的价值判断。当我们对自己无法掌控的一些人/物形成依恋，并将其视为自我幸福生活的一部分时，我们就对它们产生了一种背景式情感。背景式情感植根于我们的生活结构之中，并至关重要地解释了我们的行为，然而只是在某一具体的情境中，它们才会成为自我反思意识的对象。譬如，张三爱他的母亲，并且对死亡和身体伤害都怀有一种恐惧，这些背景式情感解释了他一贯的行为，但他并不需要在每一次行动中都持有对它们的一种反思意识或经验意识，只有在某些具体的情境中，背景式情感的对象才会被凸显出来，继而使背景式情感转变为情境式情感（母亲的去世会让张三真切地认识到她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并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对她的爱）。用斯多亚派的话来形容的话，背景式情感就像一道伤口，情境式情感则像外在世界刺人这道伤口的刀刃。 　　关于背景式情感的分析表明，情感并不总是自我反思意识或经验意识的对象，也就是说，存在着“无意识的情感”（nonconscious emotions）。这里的“无意识”乃是从颇为平常的意义上来说的，即我们持有的许多最普通的信念并不总是反思意识或经验意识的对象，尽管它们以多种方式引导着我们的行为。比如，那些涉及因果关系、计算规则和事物空间位置的一般信念都属于无意识的信念。在与情感相连的信念中，背景判断通常属于无意识的信念，但它们未能成为意识的对象却出于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因缺乏具体情境的激发而未曾被意识捕捉到；另一种是，尽管有了具体情境的激发，情感主体仍然未能接受或拒绝面对它们，因为情感主体可能遭到精神上的莫大冲击和惊吓，或者承认这些判断将迫使他们直面自身无法克服的脆弱性，从而引起巨大的痛苦。这两种可能性都将导致背景式情感无法彻底完成向情境式情感的转化，后者经常出现在悲痛、恐惧、愤怒、同情这类情感之中，因为它们更突出地包含着对人之脆弱性及运气对幸福生活之可能损害的承认。 　　纳斯鲍姆的同情观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为思想背景的。亚里士多德将同情定义为，“因为相信不应受害之人遭受了毁灭性的或令人苦痛的不幸，并想到自己或所爱之人亦有可能面临同样遭遇而感到痛苦的一种情感”。这个定义包含有三个信念。第一，情感主体相信，情感对象遭受了某种令人苦痛的不幸；第二，情感主体认为，情感对象遭受此种不幸是不应得的；第三，情感主体认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