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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管理与企业伦理融合 　　摘 要:管理与伦理结合的趋势日趋明显,管理学家几乎把伦理提到了关系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至高地位。要使技术发展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就必须在技术管理中引入伦理分析，把“对他人、社会和生态环境有利”这一标准纳入技术管理过程中,对技术管理的整个过程进行规范和监督,以避免技术发展的同时带来人为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技术管理 企业伦理 融合 　　 　　企业是运行着的制度，道德与价值传统是其中的一部分”、“管理过程是道德原则的实践过程”、“企业通过竞争焕发活力,依靠伦理而得以生存”;“优秀企业的秘诀在于懂得人的价值观和伦理,懂得如何把它们融合到公司战略中”,这种管理观越来越成为管理界的共识。要使技术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就必须在技术管理中引入伦理分析。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技术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与伦理无关。技术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涉及到人们的选择活动,而这种选择活动则无不与人们的价值观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选择活动就是道德活动。然而自近代以来,一种忽视甚至主张完全排除伦理的技术观逐渐成为主流的技术观。它一味强调技术的科学价值和功利性,人为地割裂技术与伦理的脐带,使科学技术成为脱伦理之缰的野马,在科学与功利浇铸的大道上狂奔。如1970年，古典经济学家费里德曼认为公司不具备“自然人”资格，没有和自然人相同的道德意志，因而无须承担道德责任。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也并不认为企业是道德的主体，不太关注是否有必要对企业进行道德批判，当然也就不认为对于企业管理中伦理问题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在人们为一个又一个科学新发现和越来越舒适的生活而欣喜时,全球问题也越来越向人类逼近。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加剧与逼近,呼唤企业伦理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技术发展的同时，讲究企业伦理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技术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样必须与伦理很好地融合。 　　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和困境,实质上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关系的严重失衡。之所以产生这种失衡状态,直接原因是科学技术的失控和其负面效应,根本原因则是人类在技术管理中忽视甚至抛弃伦理原则所致。弗洛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指导近现代技术管理的两条原则是“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和“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这实质上就是唯技术而技术和唯经济原则,这种原则导致技术进步过程中对人类终极关怀的迷失,并最终导致对伦理原则的违背。正因为如此,人类凭借技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支配社会取得成就的同时,也蕴酿出自然界和社会对人类报复的苦果。如何医治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创伤以及避免重酿人类危机的苦果,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新技术与新自然观”、弗洛姆倡导的“技术的人道化”、詹奇和拉塞尔提出的“生态型技术”、舒马赫提出的“中间技术”、克拉克主张的“替换技术”、星野芳郎构想的“多样性技术”以及欧洲绿党提出的“软技术”和我国学者刘思华提出的“生态创新”等,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积极的富于建设性的思路。这一思路的实质就是技术管理应回归伦理,也即用伦理原则来规范和指导技术管理,让技术管理真正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和谐之音的演奏者,而不致成为这种和谐之音的破坏者。 　　用伦理原则去规范技术管理,也就是把伦理原则纳入技术管理的整个过程之中,充分发挥伦理原则的规范和监督作用。这里所说的伦理原则是广义的,它突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在关注自然对人类的价值的同时,同样关注自然自身的价值以及人对自然的价值,是一种社会一生态伦理观。这样的伦理观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类生存的道德境界,促进人类的科学技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真理与美德的结合,促进人类自觉地采取道德的态度来发展和运用科学技术。社会一生态伦理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进化。用伦理原则去规范技术管理,就是在技术管理过程中既应注重其经济效益,也应注重其社会生态效益。技术管理中的伦理分析就是把“对他人、社会和生态环境有利”这一标准纳入技术管理过程中,对管理的整个过程进行规范和监督。其规范和监督作用主要贯穿于方案评价和方案选择这两大决策环节之中。它要求我们在选择和评估技术管理项目时,要对之进行伦理分析,看其是否有悖于人道原则,是否有悖于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和共同进化,否则应放弃或加以改善,以避免技术带来人为的负面效应。在这方面,一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已为我们做出了表率。1973年,美国生物学家伯格发明重组DNA技术之后,他并没有表现出异常兴奋,而是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在他估计到这一技术有可能对人类与自然导致巨大风险时,他主动提出暂时停止对这一技术的继续研究,他的这一倡议得到许多科学家的自觉响应。暂停总共坚持了8个月,到1975年2月底,17个国家的140名科学家参加了在美国阿希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