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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科学风险与伦理重建以STS为分析视角 　　有关人文与科技这两个不同领域要如何交流、沟通乃至合作，其实是知识界与文化界多年来经常讨论的问题。然而，在回答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因应之前，或许应该先退一步反思，为何人文与科技的关系在今日会成为一个议题？重要原因之一是科学已经不再是少数学者在学院门墙后专研的深奥学问，而和社会各层面的关系日益复杂密切。虽然科学史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对自然知识的探索与追求从来就不是和社会隔绝的纯心灵活动，但在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世界，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日趋紧密。由于晚近的科学和技术密切的关系，有些科学史与科技史学者以“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一词来指称20世纪下半叶所发展出的新型态科学。 　　科技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与重要性，使得一般人在生活中不只时时接受其影响，有时也需要面对特定科技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经济代价与伦理抉择，而必须在深思熟虑后采取立场。这点最常见诸前沿科学研究所引发的伦理争议，如医学的基因筛选是否是种优生学手段，会否带来能力立足点不平等的伦理问题？人工智能（A.I.）与机器人的结合是会带来生产力大幅提升而普遍改善人类的生活水平，还是会取代人类劳力而造成更多失业与低薪？ 配备人工智能的军用机器人是否会造成人类的灭亡？以至于连近年以制造电动车、无人车崛起的新创科技公司特斯拉（Tesla）的CEO马斯克（Elon Musk）都大声疾呼要加以管制，并担心中、美、俄等计算机强国若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军事竞赛，将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类对于未来发展的想象与忧虑或许带有臆测乃至杞人忧天的成分，但是许多科技的发展与实际应用，早已带来选择上的难题。 　　例如，电力系统应该以大型电厂为重还是以太阳能与风力这类的分布式再生能源为主？要不要使用核电厂？这牵涉到电力输出系统的设计、供电稳定性、能源来源安全、电价、核灾意外风险等各种议题。又如大型水坝的建设如何评估防洪、灌溉与发电的效益，如何和生态伤害与当地居民搬迁的代价衡量比较？ 这些例子既是技术专业度很高的技术问题，也直接牵涉社会大多数人的福祉与国家发展方向，是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课题。大型科技建设如此，其实日常生活的科技又何尝不是如此，例如因特网与手机等科技，在不知不觉间就慢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与人际互动。科技影响波及所有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就算不是直接从事科研与工程的人也不例外，若对科技没有基本的了解与知识，就难以思考与应对科技所带来的，许多深刻涉及政治、经济、伦理与社会的困难问题。此外，这些议题似乎不是纯粹从科学知识与技术层面进行思考就能得到答案与解决方案，而需要跨学科的探讨与分析。 科技与人文的对话：沟而不通？ 　　面对科技在现代社会扮演的角色与带来的各种议题，许多有识之士都同意科技与人文的交流合作十分重要，但对怎么样交流与如何合作、应该采用何种方式与内容，乃至目标为何、可以达到怎样的成果，往往不是莫衷一是即是十分抽象空泛，许多所谓科技与人文的对话及交流往往停留在抽象的层次，却没能响应前述那类迫切而具体的课题。例如台湾常见促进“科技与人文对话”的做法，就是邀请知名科学家与知名文学家、艺术家乃至高僧、宗教领袖来进行对谈，于是彼此“高”来“高”去、各言尔志，然而这类高峰对话往往如过眼烟云般效果不彰，科技与人文之间仍需多多沟通。 能源输出的高科技性使其长期受到关注 　　也有不少论者常借用英国作家斯诺（C. P. Snow）著名的“两种文化”（Two Cultures） ，衍伸指陈科技与人文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彼此不熟悉与不了解，甚且这两个领域的工作者有各自不同的关切、术语、追求目标乃至思考方式与价值观，仿佛科学与人文是人类学意义下的两种文化，一者理性一者感性、一者求真一者审美。于是解决办法当然是要双方接触熟悉对方的语言与思考，找时间机会浸淫在异文化之中，就能增进双方的了解、交流与沟通。先不说这种对“两种文化”的理解是透过误解来挪移斯诺的原始提法：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说法，是在批评当时英国政界大员与高级文官都是人文学科出身（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占的比例尤其高），上流社会文化鄙夷工程等实用知识，政府也对科学研究不够重视支持。然而，科技史学者艾杰顿（David Edgerton）的研究已经指出，斯诺的说法是对当时英国现况的误导与扭曲，爬梳当时英国政府的人事、经费数据与政策，可以看出英国对当时的高端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非常热衷与支持。[1]斯诺的说法与其说是对社会文化现况的真实描述，毋宁是科学家、工程师与科技官僚争取资源的宣传。另一方面，在目前绝大多数的现代国家，就资源分配、受政府重视程度与影响力而言，理工领域早就遥遥领先人文领域。 　　有趣的是，虽然名为两种交流，但在讨论到这类议题时却很单向，焦点往往是放在要如何增加包括人文学者在内的一般人对科学与科技的认识